近日，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长廖锡龙同志不幸逝世，让大家沉痛悼念…… 廖锡龙从1959年1月在贵州思南入伍开始，军旅生涯跨越半个多世纪。早年他在贵州省军区第49师145团当战士，逐步成长为排长、连长。196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71年调到陆军第11军31师91团，先后担任作训股副股长、军务科副科长、作训科副科长，负责部队战法研究和训练组织。 这份履历读起来，像许多从那个年代走来的将军一样，一步一个台阶，扎实而清晰。但真正让“廖锡龙”这个名字从众多优秀军官中脱颖而出的，是1979年之后那场南疆边境的烽火。当时已任陆军第11军31师91团团长的他，迎来了军人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他面对的，是经营多年的山地防御体系。战前，他做了一件让上级印象深刻的事：亲自带着侦察分队，把进攻路线摸了一遍又一遍，沟沟坎坎都印在脑子里。他坚持要求，炮火准备必须精准，时间必须足够，步兵冲击的时机要掐得分秒不差。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后来被证明是减少伤亡、克敌制胜的关键。战斗打响，他指挥的部队攻势凌厉，以较小代价完成了任务。战后论功，他被破格提拔，直接从团长升任第11军副军长。这罕见的跨越，是战场对他军事才能最直接的褒奖。 1984年，收复老山、者阴山的战斗打响，此时他已升任第11军军长。者阴山之战，堪称他的“代表作”。战前筹划，他精确计算到每个步兵班需要多少炮弹掩护，每个伤员需要多久能后送。他 famously 提出，要准备“200口棺材”，但心里想的是“一个都不用”。结果，战役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伤亡圆满结束，实际准备的棺材远远少于200口。这一仗，打出了我军在亚热带山岳丛林地进攻作战的经典范本，更打出了一位爱惜士兵生命、追求“精细化”指挥的将领名声。他的成功，不是靠口号和蛮力，是靠地图、沙盘、侦察数据和那颗为战士生命揪着的心。 正是这种精打细算、注重效益的作风，让他在后来执掌总后勤部时，显得如此对路。总后勤部，管着全军的“粮草”、“车马”和“银钱”，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廖锡龙在这里，把他战场上的“精细化”管理发挥到了极致。他大力推进后勤保障体制的改革，强调“保障有力”必须建立在科学管理和现代技术之上。他关心基层连队的伙食能不能吃到战士嘴里，关心边远哨所的物资能不能及时送达，关心军队医疗体系如何真正服务官兵。他常说，后勤工作“看不见硝烟，但关系战争胜负；平时不起眼，战时是要命的”。在他手中，军队后勤开始加速向现代化、一体化保障转型，为后来我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们缅怀廖锡龙将军，除了他辉煌的战功和重要的职务，更该看到他身上一种今天愈发珍贵的特质：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管理中钻研管理。他没有显赫的初始学历，他的军事和管理智慧，是从贵州山区的连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是在边境作战的血火考验中淬炼出来的，是在庞大的后勤系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他是一个“实干派”和“解题者”。战场给他出题，他用严谨和勇气解答；后勤改革给他出题，他用务实和创新应对。他的升迁路径，是那个特定年代“战功至上”的体现，也证明了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的极端重要性。 然而，廖锡龙将军的故事也让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今天的人民军队，是否还能、还需要孕育出像他这样从最基层一路血火拼杀、凭借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高级指挥员与决策者？和平日久，军官的晋升越来越依赖院校培训、履历完整和综合考评，这当然是军队专业化、正规化的进步。但战场那柄最残酷也最公平的标尺，某种程度上是缺席的。廖锡龙那一代将领所拥有的那种对战争最直接、最质朴的嗅觉和决断力，是任何模拟演习都无法完全替代的宝贵财富。他的离去，仿佛是一个时代的注脚，提醒我们在推进军队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更好地保留和传承那种从实战中来的、带着硝烟味的智慧与胆魄。 他来自基层，最终指挥千军万马；他出身步兵，最终统筹庞杂后勤。廖锡龙将军的一生，是一部个人奋斗与时代浪潮交融的典型叙事。他用自己的职业生涯证明，对士兵生命的敬畏与对战争胜利的追求，可以并行不悖；扎实的实战经验与宏阔的战略管理视野，能够完美衔接。他的名字，会镌刻在共和国的战史与军史上。而我们最好的纪念，或许是思考如何让他身上那种求真务实、精打细算、一切为打赢负责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军营里继续生根发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