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大连重工在印度市场踩了大雷。最近披露：印度客户不讲武德，1.4亿元货款和质保金打了水漂。尽管大连重工已经胜诉了，但三哥那边直接金蝉脱壳，申请破产，这是印度公司惯用的伎俩。 大连重工的这笔纠纷，源于海外EPC工程总包项目，这类项目涉及设备供应、系统搭建等一系列复杂环节，合作周期长、资金周转量大，本就容易产生纠纷。但真正让问题变得无解的，是印度客户的操作手法。 从合作初期来看，对方往往会表现出十足的诚意，抛出看似优厚的合作条件，吸引外资企业投入设备、技术和人力。 等项目推进到关键节点，设备交付到位、核心技术已经转移，对方就开始拖延付款，找各种理由推诿。 等到外资企业忍无可忍诉诸法律，印度公司看似配合走司法程序，实则早已开始布局金蝉脱壳。 印度的公司注册门槛极低，私人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仅10万卢比，约合1200美元，而且不需要强制验资，甚至可以用虚拟办公室作为注册地址，远程就能完成全部注册流程。 这些合作的印度公司，很多从一开始就是为特定项目量身注册的壳公司，没有实际的资产沉淀，也没有长期经营的规划。 在拖延付款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会通过关联交易、资产转移等方式，把项目相关的有效资产悄悄剥离。 比如将大连重工交付的设备，通过租赁、抵押等名义转移到其他关联公司名下，或者通过虚假合同将资金转移出去。 等到法院做出胜诉判决，要求其支付货款时，这家壳公司已经是空壳一个，账面毫无可供执行的资产。 此时申请破产，就成了最后的收尾动作。印度的破产法虽然有明确条文，但执行起来漏洞百出。 1872年颁布的印度合同法里，并没有明确将“诚信”作为强制性原则，只是通过部分条款间接体现，这就给司法实践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法院在处理破产案件时，往往更侧重程序正义，对资产转移的追溯和认定难度极大。而且印度的司法程序冗长低效，一场破产案审理下来可能要耗费数年，外资企业根本耗不起时间和精力。 更关键的是，印度的破产清算顺序对外国债权人极不友好。本土的债权人、供应商往往能通过各种关系优先受偿，等到轮对外资企业时，早已无剩余资产可分。 这种破产操作对印度公司的负责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损失。他们可以注销这家空壳公司，再用同样的方式注册一家新公司，继续用同样的套路寻找下一个合作对象。 这种伎俩之所以能成为印度公司的惯用操作，核心在于违法成本极低，而收益却很高。 对他们来说，用少量的注册成本和时间成本，就能撬动外资企业的大额设备和资金投入，最后通过破产金蝉脱壳，相当于无偿占有了这些资源。 而外资企业跨国维权的成本极高，不仅要承担高昂的律师费、诉讼费，还要面对陌生的法律体系和地方保护主义，最后往往只能认栽。 印度的商业环境长期以来都存在这样的顽疾，营商环境排名常年处于全球末端，被称为“外资坟场”并非空穴来风。 很多进入印度市场的外资企业，都曾遭遇过类似的套路，要么被无端要求转让股权，要么被巧立名目追缴所谓的“税款”，要么就是像大连重工这样，货款被无限期拖延，最后对方直接破产了事。 这背后也反映出印度市场的深层问题，法律体系看似完备，但执行层面严重脱节。 1872年的合同法沿用至今，很多条款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商业的需求，而司法实践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效率低下，进一步放大了这些漏洞。 加上印度的资产审核机制不完善，对公司注册后的经营监管乏力，让转移资产、空壳运营等操作变得轻而易举。 大连重工的胜诉，从法律条文上看是正义得到了伸张，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成了一纸空文。 这不是因为企业自身维权不力，而是印度的商业生态和制度环境，从根本上就给这类套路提供了生存土壤。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按规矩履约，所有的合作流程都是为了最终的金蝉脱壳做铺垫。 这种操作模式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印度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获利，而外资企业的遭遇又让更多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 但印度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潜在的发展潜力，又不断吸引着企业冒险进入。只是每一次这样的纠纷，都在消耗着印度市场的信誉，也让外资企业在合作时不得不更加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