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参谋带着2个伤员打游击，3人仅仅只有1支枪，谁知短短4年，这个参谋，就把队伍壮大了百倍，4年时间就扩充了800余人！ 1941年的皖南山区，一场残酷的算术题正在进行，左边是绝境：一名新四军参谋，带着两个连路都走不动的重伤员，手里只有一支不知还能打响几枪的步枪，右边是几乎不可能的答案。 四年后，这支濒临熄灭的火种，不仅活了下来，还裂变出了800多人的正规军，甚至让日本人悬赏5000大洋只求那颗人头，这个参谋叫刘奎，如果你以为这又是一部手撕鬼子的神剧，那就错了，这是一场关于如何在“零资本”下完成极限生存的冷酷实验。 那时候，皖南事变的硝烟刚散，主力部队北移，刘奎就是那个被留下的“弃子”看看他手里的牌：伤员李建春腿部中弹，黄诚腹部重伤，别说打仗，这三人能不饿死在深山老林里，都得看老天爷赏不赏脸，敌伪军的封锁圈像铁桶一样，没有后援，没有粮草。 刘奎做了一个违背常理的决定：他没有把自己当长官，而是把自己当成了长工，在这个世界上，信任比黄金更贵，刘奎很清楚，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力“货币化”才能换来生存空间，于是，皖南的山村里多了一个奇怪的身影。 他帮村民劈柴、修屋顶、下地犁田，他用汗水去置换大娘手里的一碗红薯汤，用苦力去换郎中的几味草药，这种最原始的“价值交换”让村民们那扇紧闭的心门，推开了一道缝，真正让这道缝变成大门的，是那次王家村的扫荡。 日军的刺刀泛着寒光，火光冲天，刘奎手里没有像样的武器，只有一把砍刀，但他冲进去了，他不仅砍翻了鬼子，还冲进火海，把李大娘那个瘫痪的丈夫背了出来，这一刻，村民们看懂了：这群人不是来混饭吃的，是来玩命的，信任的闭环彻底完成。 回报来得很快，五个当地的年轻后生，提着土枪和长矛找上门来，这不仅仅是五个人力，这是民心的投票，队伍从3人变成了8人，有了人，还得有“骨架”皖南中心县委的介入是关键，10名地下党员带着两支步枪秘密入伙。 这支小队终于有了正规军的模样：刘奎是队长，腿伤好转的李建春抓训练，黄诚管后勤，但只有5支枪怎么打仗，刘奎盯上了庙首镇的伪乡公所，那里有20多个伪警察，关键是，他们有枪，这是一次典型的“杠杆收购”刘奎没打算硬拼，他赌的是人性的弱点。 1942年的某一天，趁着伪军换岗的松懈空档，队员陈亮换上一身行头，张口就是流利的日语，假扮翻译官，刘奎则扮成了伪军护卫，两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直到枪口顶在脑门上，伪军们才反应过来，10分钟，没费一枪一弹，战斗结束。 这一单“生意”刘奎净赚了14支步枪、3支手枪和一堆弹药，当然，在赌场上赢了钱，庄家是不会放过你的，日军和伪军集结了重兵，把驻地围了个水泄不通，那时候没有卫星地图，刘奎唯一的依靠就是对地形的理解，他带着队伍躲进了一片水塘。 所有人潜入水中，折断芦苇杆含在嘴里呼吸，头顶上是敌人的皮靴声，水下是生死的临界点，他们硬是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憋到了天黑突围，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容不得半点差错。但差错还是来了，队伍里出了叛徒。 情报泄露，刘奎在一次清晨侦察中遭了埋伏，肩膀和大腿接连中弹，血流如注，前面是日军的枪口，后面是30米高的悬崖，大概有10层楼那么高，被俘就是死，跳下去也许还有千分之一的活路，刘奎没有犹豫，纵身一跃。 命运在这个瞬间拉了他一把，山间的树枝层层缓冲，虽然摔得七荤八素，但他活下来了，这次死里逃生，让刘奎明白了一个道理：光靠躲和打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他开始搞“技术革新”。 没有枪，就改造农具，镰刀绑上长杆就是长矛，犁头磨锋利了就是战刀，竹子削尖了就是投枪，他还要解决吃饭问题，队伍在深山里开垦秘密农场，粮食自给自足，甚至建起了简易军需厂，自己修枪、复装子弹。 到了1943年，这支队伍已经不再是流寇，而是一个微型的“独立王国”有了军医队，甚至还有了教战士识字的文化队，数据开始疯狂裂变。 从1942年中期的50人，滚雪球般涨到了1945年的800多人，日本人被打疼了，他们给刘奎起了个绰号叫“山中狐狸”悬赏5000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但这个价格标签，恰恰是对刘奎最大的肯定，代价当然是惨痛的。 警卫员周义富为了掩护刘奎撤退，被十几个鬼子围住，身中数刀，血洒荒野，这800人的队伍，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像周义富这样的血肉之躯，从1941年的那个寒冬，那个只有一支破枪的三人小组，到后来横跨太平县、谭家桥的抗日武装，刘奎用4年时间，推导出了这个让敌人胆寒的公式。信息来源：《中国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