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主王学文发现一20岁女兵躺在家门口，见四下无人，直接将女兵扛到了炕上。然而，当女兵解开衣襟后，王学文震惊地说：“怎么会这样……” 那破棉袄里头，竟然紧紧裹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孩子瘦得像只小猫，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正努力地在母亲怀里寻找一点点温暖。吴仲廉浑身是伤，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却用体温死死护着这个小生命。 王学文震惊地说：“怎么会这样……” 他震惊的，不仅仅是这个孩子的出现，更是眼前这个女人的状态。她哪还有一点“人”的样子？伤口化脓，骨瘦如柴，可眼神里那种护犊子的决绝，又强悍得让人害怕。 吴仲廉也是没办法了。她知道，带着孩子，她活不成，孩子也得死。队伍还要突围，她不能拖累战友，更不能让革命的后代落到残暴的马家军手里。 她看着王学文，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开口求道：“大哥，我是红军。这孩子，求你收下吧。” 这一句话，比外面呼啸的北风还冷，又比炕头的火盆还烫。 收养红军的孩子？在当时，这跟私藏枪支弹药是一个罪过。马家军的手段，王学文是听说过的，那是真的会屠村灭户的。 王学文犹豫了吗？肯定犹豫过。这是人之常情。他有一大家子人要养，这风险太大了。 吴仲廉看出了他的顾虑。她没哭，也没跪，只是冷静地说了三个条件： 第一，孩子给你，以后就随你姓，算你亲生的。 第二，家里再穷，也得让孩子读书识字，不能当睁眼瞎。 第三，永远别告诉孩子他的身世，让他平平安安当个老百姓。 王学文看着那孩子微弱的呼吸，又看了看吴仲廉那双绝望中透着期盼的眼睛。他心里的那点世俗计较，一下子就被某种更原始、更厚重的东西击碎了。 他一咬牙，接过了孩子。 “放心，只要我王学文有一口吃的，就不让这娃饿着。” 吴仲廉给孩子留了个名字，叫继曾。意思是，继承他父亲曾日三的遗志。 随后，这位母亲决绝地转身，消失在风雪中，去追赶那支前途未卜的队伍。 故事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就完了？ 并没有。这才是苦难和人性光辉的开始。 吴仲廉走后，王学文给孩子改名叫王继曾。为了掩人耳目，他对外宣称这是自家的远房亲戚寄养的。 但纸包不住火。村里人多嘴杂，马家军的搜查队也隔三差五来骚扰。有好几次，那些兵痞子拿着枪托砸门，要在王家翻箱倒柜找“共匪余孽”。 每一次，王学文都把自己这条老命豁出去应付。他赔笑脸、塞大洋，甚至让家里人把孩子藏在草垛里、地窖里。最危险的一次，他直接把孩子混在自家得了天花的孩子堆里，才骗过了搜查。 为了兑现那句“读书识字”的承诺，王学文这个地主，后来硬是过成了贫农。 那时候赶上旱灾，地里颗粒无收。王学文为了给王继曾凑学费，把祖传的地卖了，家里的值钱物件当了。自己吃糠咽菜，把省下来的细粮给这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吃。 村里人笑他傻：“老王，你图啥？养个别人的种，把家底都败光了。” 王学文总是嘿嘿一笑，不解释。他心里有杆秤。承诺这东西，说出口是一瞬间，守住却要一辈子。他既然接了那个女兵的托付，这就不是别人的孩子，这就是一条命，一份信义。 再说说孩子的亲生父母。 吴仲廉归队后不久，西路军就在高台等地遭遇了毁灭性打击。她的丈夫曾日三，在掩护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 而吴仲廉自己，被俘了。 她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那时候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待红军女战士，手段之卑劣令人发指。但吴仲廉硬是咬着牙挺过来了。她心里也许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我不死，就有机会再见那孩子一面。 这一等，就是整整12年。 1949年，兰州解放。 这时候的王继曾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王学文虽然家道中落，但把孩子教养得很好，知书达理。 有一天，一辆吉普车开进了那个偏僻的小村庄。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位穿着列宁装的中年妇女。她虽然看着有些憔悴，但眼神依旧坚毅。 是吴仲廉。她活着回来了。 当王学文看到吴仲廉的那一刻，这个倔强的西北汉子，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他没说话，转身把王继曾拉到面前，说：“娃，磕头。这是你亲娘。” 当年的第三个条件——“永远别告诉身世”，王学文终究还是没守住。或者说，他觉得时候到了。孩子大了，该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该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怎样顶天立地的英雄。 王继曾当时就蒙了。叫了十几年的爹，突然变成了养父？ 但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亲娘，再看看旁边满脸褶子、腰背佝偻的养父，孩子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这场重逢，没有电视剧里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嚎，更多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沉甸甸的感恩。 吴仲廉想接孩子走，但她也知道，王学文对孩子的恩情，比天大。 最后，王继曾跟着母亲去了城里工作，但他从没忘了王学文。他给养父养老送终，两家人的关系，比亲戚还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