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6岁的白薇正在打扫庭院，丈夫抄起板凳，就砸向她的后背，白薇见状忙往外跑，婆婆却一把将她扑倒，咬断她的脚筋。趁着月色，白薇拖着受伤的脚半走半爬到逃到娘家，可父亲却骂道：“嫁出去的女儿，哪有偷跑回来的，你真给我丢脸！” 这就很讽刺了。一个在讲台上高呼“打破旧世界”的革命党，回到家里，却死死守着“三从四德”的裹脚布。在他看来，女儿的性命，远没有他那张“体面”的老脸值钱。 母亲心疼女儿，跪下来求情，结果被这位“革命父亲”当场毒打。据后来的资料记载，母亲因为常年受这种夹板气，加上这次护女心切被打，最终郁郁而终。可以说，白薇这条命，是母亲拿自己的命换了一半下来的。 这种“父权”与“夫权”的双重绞杀，换做旁人，恐怕早就一根绳子吊死在梁上了。但白薇这人，骨头里有磷火，遇着空气就要烧。 这时候，家里唯一的人味儿出现在舅舅身上。舅舅实在看不下去，趁着黄晦不注意，把白薇偷运了出来，给了她一点盘缠，让她改名换姓，去报考长沙的女子师范。舅舅跟她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就当自己死过一次了，别回头，回头就是死路。 白薇真的争气。她顶着巨大的心理阴影和身体伤痛，硬是考上了湖南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学校里，她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读书。那时候的她以为，只要进了学堂，有了知识，那些封建的鬼魅就抓不住她了。 可惜，她低估了旧礼教的粘性。 那家婆家听说她没死，居然还要来要人。更离谱的是，婆家和她那个狠心的亲爹好像达成了某种默契。婆婆带着一帮人，抬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直接堵在了学校大门口。那架势很明确：要么把人交出来跟我们回去继续当牛做马，要么今天就让她躺进这棺材里抬走。 当时的校长是个怕事的主儿，被这阵仗吓破了胆，竟然真打算把白薇交出去。 关键时刻，是同学们救了她。一帮女学生，硬是把白薇藏进了学校厕所的夹层里，后来又转移到仓库。那帮人在外面叫骂、撒泼，同学们在里面死守。这一幕，简直就是那个时代新旧势力对撞的缩影——一边是抬着棺材索命的旧鬼，一边是用身体筑墙护人的新青年。 在湖南是待不下去了。1918年，白薇在朋友的资助下，连夜逃往码头，登上了一艘去日本的轮船。 到了东京，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兜里比脸还干净。为了活下去，她干过最苦的活。去码头搬运货物，去有钱人家里洗衣服、倒马桶。冬天冷得发抖，她就缩在只有几平米的斗室里，点着煤油灯啃日语书。 起初，她选的是生物系。为什么选这个？大概是觉得科学能救国，或者手术刀能切除人身上的病灶。但在实验室里待久了，她看着显微镜下的切片，脑子里浮现的却是中国乡村里那些像牲口一样被买卖、被虐待的女人。 她突然明白，手术刀救不了一个装睡的社会，也切不掉深植在人们脑子里的“吃人”毒瘤。 再加上那时候，她得知自己唯一的妹妹在老家也要被逼着嫁给一个傻子，她寄回去的劝阻信如同泥牛入海。绝望之中，白薇做了一个决定：扔掉解剖刀，拿起笔杆子。她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用文字当匕首，把那个黑暗的铁屋子戳个窟窿。 在日本，她一边打工一边写作，身体也因为过度劳累垮掉了。也就是在这期间，她遇到了杨骚。这段感情咱们不多八卦，简单说就是：才女遇上了浪子。杨骚给了她情感的慰藉，但也给了她长达十年的精神折磨。他在感情上的游移不定，让白薇在身心俱疲中又添新伤。 但也正是这些痛苦，成了她创作的燃料。 1925年，白薇回国。她把自己的血泪史，写成了剧本《琳丽》和《打出幽灵塔》。特别是《打出幽灵塔》，这名字听着就带劲。什么是幽灵塔？就是那个压在女人头上的封建宗法制度。 她的文字，不讲究什么温婉含蓄，全是生猛的呐喊。鲁迅看了她的作品，大加赞赏，推荐发表。在上海的文坛，白薇成了一个异数。她不写风花雪月，她笔下的女人，要么在反抗，要么在毁灭。 她有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叫《悲剧生涯》，里面详详细细记录了那段被咬断脚筋、被父亲驱逐的往事。她在书里质问：为什么生为女人，就要受这样的罪？ 这种质问，哪怕放到今天，听着都让人心头一颤。 抗战爆发后，白薇没有躲在后方。她拖着那多病的身体，辗转在武汉、重庆，那是哪里有炮火就往哪里钻。她在大街上给老百姓演街头剧，写文章鼓舞士气。那时候的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会哭着跑回娘家的小媳妇了，她成了一名真正的左翼战士。 有个细节特别打动人。后来白薇去了延安，又去了北大荒。那时候她年纪大了，身体非常差，我们要知道，早年那次断筋的伤，加上在日本苦读留下的病根，让她晚年备受折磨。但她依然坚持写作，坚持去最艰苦的地方体验生活。 有人劝她休养，她说：“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我不怕死，我只怕活得没价值。” 1987年，93岁的白薇在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