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1985年9月22日，纽约广场饭店，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聚首。表面上是汇率协调，实则是大国经济权力的一次微妙重组。广场协议常被简化为“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的技术操作，但若要理解它何以成为日本经济史的断代点，就必须把它放回冷战末期的宏大拼图中：那是一个美国霸权焦虑、日本产业锋芒毕露、全球资本加速流动的时刻。 一、失衡的锚：广场协议前夜 1980年代初，里根经济学带来高利率与强美元，却也埋下巨额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较1980年升值近40%，美国制造业在德国和日本产品夹击下节节败退，对日贸易逆差占整体逆差逾三分之一。东京方面，以汽车、半导体为尖兵的出口产业横扫全球，日元汇率却被低估——这不仅扭曲双边贸易，更让美国本土资本品部门与劳工团体形成罕见的压力同盟。在此背景下，美元贬值不再仅是经济选项，而成为政治必需。 二、联合干预：汇率操纵的短暂蜜月 1985年9月22日的广场饭店，G5达成三项核心承诺：协同抛售美元以促成10%–12%的有序贬值；日本承诺推动日元汇率灵活化、金融自由化与扩大内需；各国在两年后的卢浮宫协议中再度联手，试图为美元汇率设置“参考区间”。从技术细节看，这是大国汇率协调的典范；从历史后果看，它却开启了日本独自承担调整成本的通道。 三、美元滑落与日元飓风 效果立竿见影：至1988年，美元兑日元从240跌至120，贬值幅度超50%。美国出口竞争力回升，贸易逆差缓慢收窄。然而对于日本，这无异于产业结构的地震——出口企业利润骤降，丰田、索尼等跨国巨头紧急将生产线外迁至东南亚与北美，国内制造业空心化的种子悄然埋下。 四、泡沫：被误读的宽松 最致命的连锁反应在国内。为对冲日元升值带来的通缩压力，日本央行在1986年至1987年间将基准利率从5%断崖式下调至2.5%的超低水平。天量流动性在实体经济吸纳有限的情况下，悉数涌入股市与房地产。日经225指数四年暴涨三倍，东京地价号称可买下整个美国。此刻的狂欢并非日本独有，却因金融自由化操切、银行监管滞后而烈度空前。当1990年大藏省主动刺破泡沫时，日经指数腰斩，土地价格连续十五年下跌，银行坏账堆积成全球金融史罕见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五、失去的三十年：结构困局而非单一诱因 将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全然归咎广场协议，是历史解释的过度简化。但必须承认，该协议暴露并放大了日本经济的内在病灶：过度依赖外需而内需发育迟缓，产业政策强势而金融监管松散，汇率被动调整而宏观政策缺乏独立性。泡沫破裂不仅是周期逆转，更是模式破产。 六、历史棱镜 回望广场协议，它是大国博弈从关税战转向汇率战的转折点，也是浮动汇率体系下多边干预的巅峰之作。对全球而言，它证明了联合干预在短期能平抑汇率过度波动；对日本而言，它却是一面刺眼的镜子——照见出口立国的极限，也照见结构转型迟滞的代价。三十余年后，当各国重拾“竞争性贬值”戒心，这份1985年的纽约协定仍像一道未曾愈合的伤口，提醒世界：汇率从来不只是价格，而是国家竞争力的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