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傅斯年给陈寅恪夫妇写信，叮嘱他们抓紧时间南下。对此，陈寅恪夫人唐筼，动了心，想要收拾行李南下。但是陈寅恪却说“我坚决不去。 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紧接着，陈寅恪又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态度“十二万年柯亦烂，可能留命看枰收。” 陈寅恪与傅斯年的情谊，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师友情，更像是肩负同一使命的学术同袍。他们在德国柏林的留学生时代便相识。 当时风气浮躁，许多同学沉迷闲适生活，而这两人却心如止水，专心致志钻研，常被人称作“站在宁国府门前的石狮子”，不是因为呆板，而是因为定力。 这份彼此欣赏的情义一直延续到了他们各自回国，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尽力奔走。步入抗战年代，陈寅恪目睹国家大地满目疮痍，虽然眼疾加重、身体渐弱，依旧执笔治史。 风雨不改初心。而傅斯年则另辟路径，不仅开拓学术机构，更挺身而上，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为民族未来的学术传承奔波出力。 他时刻记挂陈寅恪的安危，尤其在1949年之后，大批学人离开大陆，他更是焦虑不已，唯恐陈寅恪陷入战乱而失其身命与学术成果。 这才有了那一封信——一封满含真情、不动声色地为好友安排退路的信。他事无巨细地铺好南下路线，甚至提前托人接应，只为让陈寅恪与夫人唐筼能安全抵台，延续学术生命。 在当时，这类找人疏通帮助学者南迁的行为背后，其实都承担着巨大的政治与人情压力。傅斯年明知困难，但依然竭尽全力。 而陈寅恪收到信后，却做出了令人意外的坚决选择。他说他不愿意离开中华大地，更不愿踏足殖民地，不想把自己的学问拖着行李四处奔波。 他不苛责外部环境，也不对他人选择评头论足，却始终坚定要留在这片土地上。他所理解的“学术”与“国土”之间，不是简单的分开和组合，而是一体的。 这种信念，绝非一朝一夕所得，亦并非仅出自情感，更是其毕生知识结构与文化认同的总体现。唐筼的反应则更贴近普通人的忧虑。 在时代不确定的大背景下，她渴望的是一个稳定的住所、一份安全的生活。她有过短暂犹豫，也做过收拾行李的打算。 但身边这个她了解了一辈子的丈夫，一句“我坚决不去”，便足以让她停下手来。陈寅恪不是自绝于安全，而是自觉承担起一份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选择。 他写下的七言诗句“十二万年柯亦烂，可能留命看枰收”，从词义结构而言，出自典故“王质遇仙”，表达的是身处变化激荡之世中的一种守望心态。 就算是世事变化如百年一梦，即便置身无垠岁月，他也愿意留下来，看清楚，中国的未来落在何处，其命运如何展开。 这是作为历史学者的一种时间感，不急于逃避，不妄下判断，而是冷静观察大势，最终以史识入事功。傅斯年最后也没有勉强。他了解陈寅恪，也相信这份选择的分量。 他在回信中没有诸如“你这样会不会太固执”之类的言语，而只是叮嘱好友保重身体，日后遇有困难，随时来信，他必尽所能。 看似寻常用语，实际字字区别于一般交情，真正体现了“我不勉强你去，你也始终是我放心不下的人”。陈寅恪最终留在大陆，这并没有让他的研究止步。 哪怕日后视力尽失、双腿折断，他仍带病执笔，完成了《柳如是别传》那部被学界奉为典范的史学名著。熟悉史学研究的人知道，写这类作品。 不仅要求极高的查证能力和文献素养，还需对历史人物内在精神有深刻体察。他身体孱弱时的这些成就，追根溯源，正是一位坚忧不避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坚守。 他们二人的这段抉择，在后人看来，远不只是走或留的问题，更是如何在历史洪流中，持守一份属于中华学问的独立精神。没有谁选择了对错，也没有谁胜过他人。 只是不同的方式，延续了同样的使命。在最难的时刻，靠学术立身的人，用他们的脚步和笔触，书写出了那个时代最沉静有力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