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烈士要是地下有知，真要心疼死了。”1982年，赵一曼的儿子在家中自缢身亡，同事们都很难过，一个家喻户晓烈士的儿子，竟然会选择这条路。 哈尔滨赵一曼纪念馆的一个角落里，静静躺着两件不起眼的旧物，那不是枪炮，也不是勋章，而是一个干涸的蓝墨水瓶，和半截已经生锈的缝衣针，这两样东西，属于烈士赵一曼的亲生儿子，陈掖贤，它们不是用来缝补衣物的，而是刑具。 1953年，当24岁的陈掖贤得知那个教科书里的女英雄就是自己的生母时，他用这根针蘸着墨水，不要命地在自己左臂上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这三个字，成了他一生的咒语，也是他悲剧命运的开端。 1953年的北京，在那之前，陈掖贤只是个寄人篱下、性格孤僻的青年“宁儿”他见过生父陈达邦，但父亲早已重组家庭，那个家对他来说太拥挤了，直到姑母陈琮英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把那张赵一曼抱着婴儿的照片交到他手上。 那一刻，已是成年人的陈掖贤崩溃了，他读到了母亲在刑场前写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行才是最好的榜样”这种巨大的悲痛没有出口，只能转化为对肉体的自虐，他一边流着血，一边在手臂上刺字，对他来说，这不仅是认亲，更是一种赎罪。 从此，他便陷入了一种近乎病态的道德洁癖中，党组织给他发抚恤金，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是一笔巨款，陈掖贤直接退了回去，他的理由硬得像石头：“这是我母亲鲜血换来的钱，我拿来吃穿”。 烈属证，他也不要，凡是跟“特权”沾边的东西，他都视如洪水猛兽，他拼命想维护母亲神性的纯洁，甚至不惜把自己逼入绝境，这种精神上的“贵族”，到了现实生活里，却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巨婴”。 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就是个异类，他能用流利的俄语背诵普希金的诗歌，谈起国际局势头头是道，才华横溢得让人嫉妒，可低头一看，脚上的布鞋露着脚趾头，衣服脏得像咸菜干，有外宾来访，班长急得只能临时找双官皮鞋硬套在他脚上。 外交部来选人，看到他在食堂拿着馒头蘸酱油吃，直接摇了摇头，才华救不了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后来他去北京工业学校教政治课，讲起母亲的事迹，台下的学生哭成一片，可回到宿舍，被子结着油亮的硬壳，屋里全是烟头和发霉的味道。 当时他的工资是每月69元，各位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概念，在那个年代，普通工人一个月挣30块钱就能养活一家五口，陈掖贤拿的是顶格的高薪，但这笔钱在他手里存活不过半个月，他花钱完全没有计划。 刚发工资，他能跑去买昂贵的炸昆虫下酒，一买就是一大盘，要么就是买三块钱一两的高档龙井茶，或者扛回整条金华火腿，这是典型的贵族式消费，却配上了赤贫的底子，钱花光了怎么办，借甚至把食堂饭票卖了换钱。 最惨的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学生张友莲，嫁给这样一个“名门之后”原本以为是幸福的开始，结果却是噩梦，家里脏乱差不说，经济上更是个无底洞，怀孕的时候，张友莲甚至要典当自己的嫁妆买粮票。 女儿出生后，家里连米汤都喝不上，孩子因为没钱交学费，在学校里恨不得钻地缝，这种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精神折磨，最终把张友莲逼进了精神病院，陈掖贤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活在云端、却摔在泥地里的人。 他想学母亲的“实行”却连最基本的日子都过不明白，时间来到1982年，那时候陈掖贤已经53岁了，父亲陈达邦去世，妻子病重，政治运动的冲击也让他心力交瘁，在一个冷清的日子里，他翻出了童年穿过的一件旧棉袄，甚至还动手缝补了一下袖口。 然后，他把绳子挂上了房梁，现场只有一张字条，留给他的女儿：“奶奶是奶奶，你们是你们，不准拿奶奶的功绩为自己谋利，否则，就是对不起你奶奶”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声音，直到死，他都在试图做一件事：切割。 他这一辈子，被“赵一曼儿子”这个巨大的光环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越想配得上这个身份，现实中的狼狈就越让他无地自容，那根生锈的缝衣针和那个蓝墨水瓶，至今还在哈尔滨的纪念馆里诉说着这段往事。 在那位伟大的母亲身后，曾有一个孩子，用尽一生也没能走出英雄的背影，他最终选择用死亡，亲手斩断了这份可能会继续“绑架”下一代的光环。信息来源：人民网-党史频道——赵一曼和她的儿子【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