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个叫田家炳的印尼华侨带着自己的家人移居香港，并在元朗的屯门海边购买了30多万平方尺的海滩。 在一个七十平米的逼仄出租屋里，一位名叫田家炳的老人，正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袜子，在那计算这个月的生活费，他给自己划的红线是：不超过3000港元，一个把名字刻在天上第2886号小行星上的人，为什么会把日子过得像个破产的孤寡老人。 这并非一个关于“好人好事”的温吞故事，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资产大博弈，田家炳不是在散财，他是在进行一场风险极高的“反向投资”。 1958年，那一年，屯门海边是一片没有人烟的烂泥塘，涨潮是海，退潮是泥，当地人视之为死地，刚从印尼举家迁回香港的田家炳，却死死盯着这片滩涂，彼时印尼排华风浪正凶，他在南洋的橡胶生意随时可能化为乌有。 对于这个中年人来说，这片烂泥地不是不动产，而是全家人的诺亚方舟，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疯狂的决定：填海，几百名工人，日夜不停地移山填土，硬生生把三十万平方尺的海水逼退，夯出了坚实的地基，这一把，他赌赢了。 1960年，机器的轰鸣声响彻屯门，田氏塑胶厂拔地而起，随着香港工业化的浪潮，他迅速拿下了东南亚人造革市场的头把交椅，“皮革大王”的名号响彻商界，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不过是又一个李嘉诚式的发家史。 但田家炳的商业算法，在1982年出现了极其诡异的拐点，那一年，他将名下四栋工业大厦，那些每年能产生几千万租金现金流的优质资产，一股脑全捐了，更狠的决断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那时，全香港的富豪都在捂紧钱袋子，田家炳的基金会收益也大幅缩水。 但他手里握着一叠对内地学校的捐款承诺书，在商业逻辑里，遇到不可抗力“缓一缓”是天经地义的，但田家炳的逻辑是：资产贬值只是数字游戏，但孩子们的教育时间一旦错过，就永远无法对冲。 为了兑现承诺，2001年，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居住了37年的家，九龙塘豪宅，这套房子如果捂在手里，市值轻松过亿，但他等不及了，为了拿到救急的现钱，他以5600万港元的低价，近乎“抛售”了自己的栖身之所。 款项到账的那一刻，他没有一丝迟疑，转手就汇给了内地二十多所嗷嗷待哺的中小学，那一晚，他和老伴搬离了豪宅，住进了出租屋，从顶级富豪到租房客，这种生活质量的断崖式下跌，在他眼里，似乎只是一次必要的成本核算，这种“自杀式”的慈善并没有停止。 2003年，为了帮香港高校争取政府的配对资金，他干了一件违背商业本能的事：向银行贷款600万港元用于捐赠，你见过背着债做慈善的人吗，在他看来，这600万是撬动政府资金的杠杆，这笔买卖，划算。 到了2005年，他甚至卖掉了“田氏广场”那是能持续生蛋的金鹅，他却把它杀鸡取卵般地变现了3亿港元，再一次全数砸进了各地的教学楼，这哪里是慈善，这分明是一个赌徒在与时间赛跑。 他赌的是：这一栋栋教学楼里走出来的孩子，未来产生的价值，远高于囤积地皮的增值，很多人以为，富豪把名字挂在楼上是为了流芳百世，但如果你翻看1935年的旧档，会发现田家炳16岁那年父亲病逝、被迫辍学的痛楚。 那个少年失学的伤口，即便过了八十年依然在隐隐作痛，所以，当他把“田家炳”三个字挂上教学楼时，那不是荣誉勋章，那是军令状，他在用自己一生的商誉做抵押，如果学校办不好，就是砸了田家炳的招牌，如果家长不愿把孩子送来，就是他田家炳失职。 这种近乎偏执的乙方心态，贯穿了他的晚年，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位85岁的老人，去参加学校落成仪式，天下着雨，他拒绝撑伞，拒绝专车接送，拒绝被人搀扶，他像一个诚惶诚恐的项目经理，唯恐给学校添半点麻烦。 他在现场停留不超过一小时，还要反复道歉：“我做得还不够好”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这种“吝啬”与“挥霍”的反差达到了极致，在那间出租屋里，他身上那套西装穿了整整40年，出门住酒店，他自带肥皂，因为怕浪费了酒店的一次性用品。 他坐地铁，挤公交，把每个月的生活费压缩在几千块钱，他是在抠门吗，不是，他是在从牙缝里挤出资源的残值，直到2018年，这位老人走了，弥留之际，他双目已经失明，但他常常做的一个动作，是让人拿来一张印有学校分布的地图。 他颤抖的手指在地图上由于惯性而摸索。虽然看不见，但他知道，这里是黑龙江，那里是新疆，那些凸起的点，不是冰冷的建筑，那是他用几栋楼、几亿身家换回来的读书声。 他没有给子孙留下金山银山，他留给后代的话极其刺耳又极其清醒：“钱在账上只是数字，转化成人才才是财富，留财可能害了子孙，留德才能庇荫后代”。信息来源：网易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