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徐志摩想买条新裤子，竟发现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他拎着破洞的裤子，哀求妻子：“小曼，我每月赚500大洋，还不够花么？”谁料，陆小曼却怒骂：“穷鬼！那你娶我干啥！” 那副摔在上海地板上的金丝边眼镜，像一记冰凉的锤子，把所谓民国佳偶的幻梦敲得粉碎。 1931年冬天，鸦片烟雾弥漫的卧室里，徐志摩与陆小曼因为钱扭作一团，一边是裤腿破洞却还在苦撑的诗人，一边是习惯了车马洋房、挥金如土的名门千金，穷鬼两个字落下时，浪漫在现实面前彻底失声。 如果只看开头，这场恋情曾经风光无两。陆小曼出身大家，少年时代成绩出众，能歌善舞，嫁给王赓时，丈夫履历耀眼，情场得意事业顺畅。 徐志摩那边，从包办婚姻中挣扎出来，先是对林徽因求而不得，又在王赓家里一眼看中好友妻子。两个把恋爱当信仰的人，很自然就跨过了伦理的那道线。 一次是抛弃怀孕的原配，一次是瞒着丈夫打掉腹中骨肉，双双把婚姻当成旧壳剥去，只留下所谓真爱。 婚礼那天，梁启超在众目睽睽之下念出罕见的重话，徐家父母干脆断供，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但在恋情最炽热的时候，这些不过是背景噪音。 徐志摩愿意为陆小曼买三层楼的洋房，配车配佣人，信里写满柔情蜜意。陆小曼愿意顶着骂名冲出王家大门，以为从此以后枕边人会把全部时间都留给自己。 真正改变一切的，是数字。北大讲台、各地课堂、报章杂志，徐志摩拼命多接工作，把自己活成一台从不停歇的赚钱机器。 每月几百上千大洋的收入在账面上看起来体面，在陆小曼的消费节奏里却永远不够。衣服一挥手就是几百，戏院、赌场、高档餐厅轮番登场，奶妈、人奶、洋货和鸦片一起，把这段婚姻拖进了泥淖。 第二份材料里那句五百大洋不够花，道尽诗人心底的疲惫。徐志摩把自己压到每月只留三十元零用，旧衣服穿到开线，回家信里一半谈钱，一半仍然谈爱，试图安抚陆小曼又不让这段关系彻底崩塌。 陆小曼那边，从少女时代被围在鲜花掌声里，到官太太的社交应酬，再到诗人枕边人，总是在被宠溺的轨道上滑行，对金钱的重量缺少直观感。 第三份材料补上的，是这段故事的另一侧阴影。陆小曼与王赓的婚姻里，曾经也有温柔和照顾，只是军人丈夫把大部分精力交给了战场和仕途。 徐志摩从好友变成恋人，再从旁听者变成代为照看妻子的人，界限在日常相处中一点点被打破。陆小曼那次偷偷终止妊娠，不只是一次身体伤害，也决定了她此后一生与子嗣无缘。 后来人常把一切归结为陆小曼爱奢侈、爱享乐，似乎只要节俭一点，悲剧就不会上映。三份材料合在一起看，隐约能看见更复杂的纠缠。 徐志摩一方面厌恶旧礼教，乐于把婚姻重写成浪漫剧本，一方面又用极高强度的奔波去维持这出戏的布景。陆小曼一方面沉迷被爱与被供养，一方面在丈夫频繁缺席的日子里，再次把情感寄托在翁瑞午和鸦片烟雾上。 眼镜碎裂只是导火索。争吵过去，徐志摩选择为省路费搭乘免费的济南号邮政机北上，既为了北大的课，也为了去听林徽因的讲演。 飞机坠毁在迷雾里，陆小曼得到的，是一卷随身携带的山水长轴和一份无可挽回的空白。 有意思的是，三份材料给陆小曼贴上的标签并不相同。有的强调从官太太走到被包养的小三，有的强调挥霍、伤人、坏名声，有的则写她在晚年戒掉鸦片，整理徐志摩遗稿，进入文史馆，拿起画笔重新为自己立传。 这些看似矛盾的片段拼在一起，恰恰说明陆小曼既不是单纯的恶，也不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在时代与欲望夹缝里不断改变路线的人。 徐志摩与陆小曼这一对，起于反叛，盛于激情，困于金钱，毁于选择。等到诗人陨落，情人变成寡妇，又渐渐成了别人家庭里的影子人物，爱与不爱早已说不清。留下的，只剩那幅破裤子与碎眼镜背后的一地叹息。 爱与财富之间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只是这桩民国情事提醒后来的人，若把一切都压在浪漫和消费的赌桌上，再璀璨的诗句，也挡不住现实的账本拍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