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总统不是拜登，也不是奥巴马，而是那个总是把中美友谊挂在嘴边的特朗普。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核心特征就是高度的不可预测性。他在2017年访华时高调宣扬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签署了总额超过2500亿美元的商业大单，涉及飞机、能源、农产品等多个领域。仅仅几个月后，2018年3月他签署总统备忘录，启动301调查，随后迅速祭出关税大棒。第一轮针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25%关税在当年7月和8月分两批落地，中国随即对等反制。9月，美国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并在2019年5月直接提升至25%。同年8月，他宣布对剩余约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分阶段实施。 这种加税节奏非常密集且缺乏连贯性。每次谈判出现进展，他都会短暂释放善意信号，比如2018年12月G20峰会期间同意暂缓关税升级；但到了2019年5月，谈判刚一破裂，他就立刻兑现威胁，把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从10%提至25%。同月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美国企业被禁止未经许可向其出售技术。2020年5月，美国进一步修改规则，限制使用美国技术的海外企业向华为供货，实质上掐断了其高端芯片供应链。 关税之外，科技打压同样迅猛且广泛。从中兴到华为，再到大疆、海康威视等多家企业陆续被列入各类限制名单，美国商务部不断扩大管制范围。2019年至2020年间，美国还多次游说盟友跟进对华5G设备限制政策，导致部分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宣布禁止或限制使用中国供应商的5G设备。这些动作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形成系统性围堵，覆盖供应链、技术标准、市场准入多个维度。 特朗普时期签署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被一些人视为缓和标志。2020年1月协议要求中国在两年内额外采购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包括农产品770亿美元、能源520亿美元、制成品780亿美元。作为交换，美国将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从15%降至7.5%，但对2500亿美元商品的25%关税全部保留。这份协议本身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尤其在疫情冲击下采购目标远未完成，而美国从未因此取消核心关税。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行事逻辑。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拜登时期的技术联盟打压，虽然力度不小，但都有相对清晰的路径图和底线：盟友协调、规则制定、技术卡脖子，步骤可追踪，意图可预判。特朗普则完全不同。他把关税当成随时可调整的杠杆，想加就加，想减就减，想谈就谈，想翻脸就翻脸。这种商人式的“交易思维”让中方很难建立稳定的预期，也很难提前做出系统性应对。每次以为摸清了他的底线，下一秒他就可能换一套规则。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战略武器。它迫使对手在资源分配上被迫分散精力，无法专注于长期规划。企业不敢大胆投资扩产，供应链被迫频繁调整，研发节奏被打乱。相比有章法的遏制，这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打法，反而在短期内制造了更大的混乱和成本。 拜登上台后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华关税和技术限制框架，但明显降低了单边突袭的频率，转而强化盟友体系和立法支撑，比如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投入巨资发展本土半导体产业，同时联合荷兰、日本、韩国等国收紧高端设备和材料对华出口。相比之下，特朗普时代的政策更像一场没有固定剧本的拉锯战，每一轮都可能突然改规则。 对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国而言，最难对付的往往不是旗帜鲜明的敌人，而是那个把“朋友”两个字挂在嘴边、却随时准备下狠手的人。他的每一次公开示好，都可能成为麻痹对手的烟雾弹；他的每一次突然翻脸，又都让此前积累的信任瞬间归零。这种反复无常的风格，比任何精心设计的长期战略都更能制造心理压力和决策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