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写信请求

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写信请求重回组织怀抱，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回来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便是让包惠僧放下过往的身份与执念，先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改造，重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彼时的包惠僧，在澳门柯高马路88号的二楼居所里，守着微薄的遣散费度日，一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与他早年参与建党、身居黄埔军校政治部后方主任的光景判若两人。他的人生轨迹，从革命的先行者到脱离党组织，再到流落异乡，背后藏着半生的曲折与挣扎。包惠僧出生于湖北黄冈的小康家庭，自小受黄冈四杰影响接触革命思想，1920年便与董必武等人组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更是受陈独秀委派，以广州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一大，彼时的他，是站在革命潮头的热血青年，还曾引导项英走上革命道路，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在工农运动中留下过扎实的足迹。 可革命的道路从非坦途，1927年的白色恐怖击碎了许多人的信念，夏斗寅叛变后他被扣押，汪精卫分共后他寻找党组织未果，接连的打击让他心生退意，最终带着家人辗转多地，脱离了党组织。此后的二十余年，他在上海卖文为生，又曾进入国民党政府任职，从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做到内政部人口局局长，可这些职位从未让他找到内心的归属感，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混乱，让他愈发看清这条路的尽头只有迷茫。1949年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他毅然辞职前往澳门，不是为了逃避，而是在等待一个重回革命阵营的机会，直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传遍四海，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救赎终于来了。 写下那封致党中央、致周恩来总理的信时，包惠僧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有对过往脱离组织的愧疚，有对新中国成立的欣喜，更有对能否被接纳的忐忑。他在信中坦诚了自己的错误，也表达了想要为国家建设出力的真心，这份真诚，让党中央最终给出了接纳的答案。毛主席提出的学习条件，看似是要求，实则是对他的保护与期许，深知他半生辗转，思想上早已与党组织产生隔阂，唯有重新学习，才能真正回归革命的初心。1949年11月26日，包惠僧带着家人从澳门回到北京，刚落地，董必武便亲自接见，周恩来总理也与他促膝长谈，前辈的包容与同志的温暖，让这个漂泊半生的革命者红了眼眶。 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一年，包惠僧放下了所有过往的头衔，以普通学员的身份埋头学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新中国的建设方针，他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更记在心里。结业后，他被分配到内务部任研究员和参事，终于重新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而毛主席对他的信任，远不止于此。1953年8月，毛主席亲自提名让他前往上海勘察中共一大会址，这份嘱托，让包惠僧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他知道，自己不仅要做好当下的工作，更要为党史研究留存珍贵的资料。此后的日子里，他以“栖梧老人”为笔名，笔耕不辍，写下《二七罢工回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等多篇回忆文章，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建党历程、工农运动细节一一记录，为后人研究党史留下了一手的珍贵史料。1957年，他调任国务院参事，直到1979年在北京病逝，余生的数十年，他始终以一名普通的革命工作者自居，用实际行动弥补着过往的遗憾。 包惠僧的一生，有过辉煌的开端，有过迷茫的歧途，也有过迟来的坚守，毛主席提出的那个“学习”的条件，不仅是党组织对一个迷途知返者的原则要求，更是对革命理想的坚守。一个人难免会在时代的浪潮中走偏方向，可贵的是始终保有对真理的向往，保有回归正途的勇气，而一个政党的伟大，也在于它能以包容的胸怀接纳迷途知返者，以坚定的原则指引每一个想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