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没文化的亏！”北京，大爷刚退休两天捕鸟被刑拘！原来，大爷捕获两只耳机保护鸟类红红点颏！大爷：“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网友：这个可以从宽处理，是爱鸟，不是吃鸟卖鸟！ 北京的这个冬天，对于刚刚办完退休手续的张大爷来说，冷得透到了骨头缝里。看守所的铁门关上的那一刻，他还没回过神来。仅仅48小时之前，他尚是单位中勤勤恳恳、如“老黄牛”般耕耘的员工。彼时，他还接受着同事们满含敬意的送别。48小时后，他成了一名涉嫌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嫌疑人。 改变命运的，仅仅是两只鸟。 张大爷是土生土长的“胡同娃”。于他而言，童年的记忆宛如一幅多彩画卷，而夏天则是其中独特的一抹，满是蝉鸣婉转、鸟啼清脆。那时候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拿着自制的简易笼子去树林里粘两只“红脖儿”，是那个匮乏年代里为数不多的顶级娱乐。 退休后的第二天，日子突然空了下来。他在家门口的绿化带里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婉转啼鸣。 那是红点颏，老北京人口中的“红脖儿”。近乎本能地，一段沉眠了半世纪之久的肌肉记忆蓦然苏醒。往昔的动作、感觉，如潮水般在身体里翻涌，熟悉而又陌生。他找来材料，像小时候那样扎了个笼子，也没用什么高科技手段，就那么笨拙地守株待兔。 运气不错，两只小家伙落网了。看着笼子里跳跃的羽毛，老爷子满心欢喜。他想得简单极了：我不吃，我不卖，我就是养着听个响，像伺候大爷一样伺候它们，这能有什么罪？ 恰恰是这份“单纯”，让他狠狠撞上了现代法律最坚硬的红线。 警察找上门的时候，张大爷瘫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流。他惊愕至极，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冰冷的“刑事拘留”四字，如重锤般砸在心头，让他瞬间陷入了无尽的惶恐与茫然之中。 这就得翻翻法律这本冷冰冰的账簿了。早在2018年，类似的事情就在梅州发生过。当时有个叫沈某良的人，用录音机播放鸟叫引诱，还拉了大网，那是典型的职业捕鸟手段。 当时的法律界定就很清晰：如果是普通麻雀这种“三有”动物，抓20只以上才算刑事立案。但如果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这个门槛是——1只。 只要抓了1只，就是红线。张大爷捕获了两只（相关物品，需补充明确），此行为确凿无疑地涉嫌犯罪。这种看似平常的举动，实则触碰了法律红线，不容小觑。 虽然他没有像当年的沈某良那样用电子诱捕装置，也没想着拿去市场换钱，但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逻辑里，行为的后果已经产生。红点颏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一事实不以他的主观善意为转移。 这件事在网上炸开了锅。有人觉得冤。“这都关进去？老爷子一辈子老实人，晚节不保啊！”很多人认为，法律不外乎人情，这种没有牟利动机的“误伤”，批评教育罚点款不就完了？ 但这事儿真没法“完了”。生态执法的逻辑这几年早就变了。如果“不知道是保护动物”就能免责，那么在深山里盗伐名木、在江边电鱼的人，个个都能拿出“不知者无罪”的挡箭牌。 法律惩罚的从来不只是恶意，还有对生态红线的无视。不管是出于贪婪还是出于所谓的“爱”，只要把野生动物从自然界剥离禁锢起来，本质上就是一种破坏。 张大爷满心委屈，只因他置身于两个时代的夹缝之间。时代的巨大变迁如汹涌浪潮，将他裹挟其中，让他在新旧交替里无所适从，只能默默承受这份难言的苦楚。 在他的认知坐标系里，鸟是自然的馈赠，人人可取。而在2026年的今天，每一只野生鸟类都是生态链上不可触碰的节点。他用70年代的旧船票，怎么也登不上现代法治的客船。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管理的盲区。 你想想看，我们社区的宣传栏里，贴满了防电信诈骗、防养老投资陷阱的海报，红红绿绿一大片。但你翻遍整个小区，能找到一张告诉大爷大妈“什么鸟不能抓、什么草不能挖”的图鉴吗？ 单位给老同志办退休仪式，发光荣证书，发纪念水杯，大家在一片祥和中祝他“老有所乐”。可从来没有人递上一份《退休休闲避雷指南》，告诉他现在的“乐”是有边界的。 社会默认每个人都是法律通才，但这显然是个伪命题。 对于张大爷这样的案子，法律最后或许会考虑情节轻重，给予从宽处理或者缓刑。但那个“犯罪记录”的污点，怕是要跟着他走完余生了。于一位珍视名誉、洁身自好的老者而言，此般遭遇比身陷囹圄更为煎熬，蚀骨之痛，如影随形，令其苦不堪言。 如果时间能倒流，在他退休的第一天，哪怕是遛弯的邻居多嘴提醒一句：“张叔，这红脖儿现在可是‘牢底坐穿鸟’，咱看看就行了。” 或者，社区能组织个观鸟队，给他发个望远镜，告诉他现在的爱鸟叫“观赏”不叫“占有”。 那结局该多好。 两只鸟，两天时间，换来了一场惨痛的普法课。但这堂课的学费，不该只让张大爷一个人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