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止战：穿越千年的战争伦理，照见现代和平的底层逻辑 （一）起源：上古道义奠基，从“代天伐恶”到仁战初心 “以战止战”的思想萌芽，根植于华夏先民对战争本质的早期认知，其核心是区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将武力限定为“除暴安民、恢复秩序”的手段。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之时神农氏势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黄帝遂“修德振兵”，先败炎帝于阪泉，再诛蚩尤于涿鹿，平定天下后“平者去之”，不事扩张，这是“以战止战”最早的实践雏形 。 夏朝之后，这一思想被赋予“天命”与“天道”的内涵，《尚书》提出“天讨有罪”，明确王者动用武力的唯一合法性，在于代天讨伐无道、保护无辜平民，让战争有了明确的道义边界 。而《司马法》中“攻其国爱其民”的仁战理念，更是将这一伦理具象化：战争的目标不是征服土地，而是终止暴力、拯救民众，为“以战止战”奠定了最原始的道义基石。 （二）发展：辩证思维深化，从战略理念到实践准则 历经数千年发展，“以战止战”早已超越最初的“天命伐恶”，演变为一套融合战争辩证法、实力威慑与战略克制的完整思想体系，核心是理清“战”与“止战”的辩证关系：和平不是凭空而来，没有战的能力，就没有止战的资本；战的最终目的，永远是为了实现持久和平。 这一思想的发展，体现在对“实力”与“道义”双重重视。一方面，明确“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和平的基础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只有具备能战的能力，才能形成有效威慑，让潜在的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古罗马的“要想得到和平，必须准备战争”，与中国的“忘战必危”形成跨文明的共识，印证了备战是止战的前提。 另一方面，始终强调战争的政治性，即军事行动必须服从于政治目标，打与不打、打到什么程度，都以“止战”为最终归宿。 中国近现代的实践，更是让“以战止战”的思想得到极致升华。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判断，正是这一思想的经典运用：面对美军逼近国门的威胁，果断出兵作战，并非为了争夺霸权，而是通过正义的防御性战争，遏制帝国主义的扩张势头，为国家赢得数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核威慑战略，是“以战止战”在国际格局中的特殊体现。而这一模式与中国“以战止战”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始终坚守正义性与克制性，不搞霸权威慑，而是以防御性的军事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与地区稳定。 （三）现代指导：守正创新，以正义与智慧守护世界和平 第一，以实力铸牢止战根基，坚持备战能战。现代国际社会的丛林法则并未消失，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最终要靠强大的国防实力来捍卫。“以战止战”的现代实践，首先要求筑牢军事能力的底线，打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中国打造的“15秒起飞”全时待战体系、九三阅兵中亮相的新质作战力量，都是对“备战止战”的践行。这种备战，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形成有效威慑。 第二，以正义划定战争边界，坚守防御立场。“以战止战”的核心，永远是正义战争对非正义战争的遏制与反击。在现代国际规则下，这一伦理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高度契合，即只有在自卫或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武力才具有合法性。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从不主动挑起冲突，也不搞军事扩张。我们的军事力量，只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只为应对外部势力的挑衅与威胁——这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正是现代“以战止战”伦理的正义体现。 第三，以克制把握行动尺度，服务政治目标。现代版的“以战止战”，强调军事行动的策略性与克制性，一切武力运用都必须服从于政治目标，以“止战”为最终目的，而非追求军事上的彻底碾压。在应对地区热点问题时，中国始终把握分寸，不搞过度反应，而是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展示决心、遏制事态升级。这种克制，不是软弱，而是战略智慧的体现。 第四，以和谈作为最终归宿，推动止战促和。真正的“以战止战”，从来不是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而是以实力为后盾，以和谈为路径，实现冲突的政治解决。这一点，在乌克兰危机的应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的实践证明，没有单纯的军事解决方案，“以战止战”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实力威慑为和谈创造条件，通过政治谈判实现持久和平。 结语：以战止战，本质是对和平的极致坚守 从黄帝涿鹿的伐恶安民，到新时代中国的止战促和，“以战止战”的战争伦理穿越千年，其内核从未改变：反对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非正义的战争；追求的不是武力的胜利，而是持久的和平。它不是一种矛盾的悖论，而是一种直面现实的智慧——认清战争的残酷，却不畏惧战争；坚守和平的初心，却不空谈和平。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战止战”的伦理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军事教育通史》，图片选自网络。 这里是《戎事健谈》，敬请关注我的更多内容！ 作品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