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了个天的大谱！北京，某公证处在银行存了1.8亿，需要用钱时才发现，账户内1.8亿的本息，仅剩44万。蹊跷的是，5年来，银行对账单显示正常。经查，资金早就被转移了，尽管所有证据都摆在面前，银行却不承认，甚至甩锅涉案职员：已精神失常，且早已失踪，客户经理已离职。公证处告上法庭，一审、二审被驳回，1.8亿资金无处追讨。 事情要从2013年12月说起，北京有一家公证处，因为要存放公证业务的收费款项，就在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开了一个对公账户，专门用来存单位的公款。之后差不多三年时间里，这家公证处从其他银行的账户分16笔，一共往这个大连银行的账户里转了3.6亿元，这些钱都是公证处长期积累的核心资金，本来是用来开展业务、保障正常运转的。 账户开好以后，大连银行北京分行指派了客户经理李某专门对接公证处，负责日常的对账和单据递送。按照正常流程，银行每季度都要给储户提供对账单，让储户核对账户余额和交易记录，确保资金安全。而这个客户经理李某，每季度都会主动上门，把盖着银行公章的对账单和存款利息回单送到公证处，让公证处的财务人员核对。公证处的人一看，单据上的公章齐全，账户状态写着“正常”，余额和利息也算得清清楚楚，和自己记录的情况对得上，就从来没怀疑过这些单据有问题。 可谁也没想到，这看似正规的对账流程，其实是一场持续了五年的骗局。早在2014年1月，也就是公证处开户才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账户就出现了未经公证处授权的资金划转行为。从那以后，一直到2017年9月，这几年时间里，账户里的钱被一笔一笔偷偷转走，转到了九家关联企业的账户里，还有大连银行北京分行业务负责人罗某某，以及他母亲霍某某的个人账户里。也就是说，银行内部的人串通好了，一步步把公证处的钱挪走了。 到2017年9月7号，这个对公账户里的实际余额，就只剩下448296.25元了，之后就几乎没有任何交易记录。但公证处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客户经理李某依旧按时上门送对账单，单据上的余额还是显示正常，依旧盖着伪造的银行公章，公证处的财务人员核对时，只看余额对不对，没多想银行会造假，就这么被蒙在鼓里整整五年。 时间到了2018年6月，公证处根据银行提供的虚假对账单，确认账户里的本息合计还有1.8亿多元，想着把这笔钱盘活，就决定用来购买大连银行的理财产品。6月29号，公证处和大连银行北京分行签订了理财协议，动用这1.8亿元买了该行的理财产品。这份理财协议也不是在银行柜台正规办理的，还是客户经理李某上门递送的，协议落款处还盖着罗某某的人名章，全程都没有经过银行柜台的审核流程，这也给后来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等到理财产品到期后，公证处去银行要求兑付本金和收益，可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却一直拖着不兑付，找各种理由推脱。公证处的人觉得不对劲，就亲自去银行核查账户的真实余额，这一查才彻底傻眼了，原本以为有1.8亿本息的账户，实际只剩下44万多一点，整整1.8亿几乎凭空消失了。 公证处马上找银行讨要说法，拿出了这些年的对账单、理财协议等证据，证明自己确实在银行存了钱，而且是被银行的人偷偷转走的。可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却一口否认，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责任，还说公证处手里的对账单、理财协议上的银行印文都是伪造的，和他们没关系。之后银行就开始甩锅，说涉案的关键人员罗某某已经精神失常，而且早就失踪了，找不到人，而对接的客户经理李某也已经从银行离职了，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这两个人，自己则想置身事外。 眼看着银行拒不负责，1.8亿资金无法追回，公证处没办法，只能拿起法律武器，把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告上了法庭，要求银行兑付1.8亿本息，还要赔偿相应的损失，算下来差不多有2亿元。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官司打得异常艰难，北京金融法院一审的时候，采纳了大连银行的说法，认为这件事涉嫌刑事犯罪，应该先查刑事案件，再处理民事赔偿，也就是所谓的“先刑后民”，驳回了公证处的起诉。 公证处不服一审判决，又提起了上诉，案子送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可二审法院还是维持了一审的裁定，依旧驳回了公证处的起诉。这就意味着，公证处两场官司都输了，想要追回这1.8亿资金，暂时没有任何头绪，陷入了无处追讨的困境。 后来，这件事被上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再审，撤销了一审和二审的裁定，认为这件事的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不是一回事，民事纠纷是公证处和银行之间的存钱合同问题，银行有义务保障储户的资金安全，而刑事案件是罗某某、李某等人的犯罪行为，不能因为涉及刑事案件，就免除银行的责任，指令北京金融法院重新对这件事进行实体审理。 不过截至目前，北京金融法院还没有作出最终的判决，公证处能不能追回这1.8亿资金，还得看后续的审理结果，但就目前来看，资金追讨依旧困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