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两大问题，不是台湾问题，不是与美国的问题，也不是与日本问题，也不是负债问题，最难解决的一是为国外势力做事的隐藏在国内的人；二是大量不结婚的人。为什么是这两类人？因为为国外势力做事的人在暗处，不易发现。 这些隐藏人员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没有统一的身份标签。他们可能是社交平台上和你畅谈的网友，可能是招聘软件里抛出高薪橄榄枝的HR，甚至可能是婚恋软件上对你关怀备至的追求者。国安部近期披露的案例就很有代表性，退伍军人赵某曾因在社交平台发布军装照，被境外IP用户私信拉拢。对方以高额报酬为诱饵，向赵某打探部队内部信息。赵某起初觉得自己已经退伍，透露些非敏感信息问题不大，最终一步步陷入窃密泥潭。 境外势力拉拢渗透的手段越来越隐蔽。他们不会直白表明身份，反而擅长用利益和情感铺路。某涉军单位工作人员小李，就在交友软件上结识了头像靓丽、谈吐热情的网友小A。小A不仅表达好感，还提出要介绍朋友给小李认识。直到小A多次打探单位内部情况，小李才警觉对方可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这类情感策反的套路，精准抓住了部分人的心理弱点，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帮凶。 更棘手的是，这些隐藏人员的渗透领域早已突破传统范畴。他们会伪装成研究员、留学生、商人等合法身份，深入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等关键领域。美国情报机关就常通过高端人际交往刺探机密，还利用网络发起黑客攻击窃取核心数据。英国情报机构则借文化交流、学术合作的名义，潜移默化影响精英群体的观念。日本的渗透更细致，从国防科技到农业环保，甚至基层社会都有涉足。这些活动大多披着合法外衣，甄别难度极大。 他们的危害不止于情报窃取。部分人员还会参与“认知域作战”，通过社交媒体炮制虚假叙事，操纵舆论热点，制造社会裂痕。他们会放大社会矛盾，歪曲国家政策，试图动摇公众的历史认同和制度自信。这种思想层面的渗透，比单纯的情报泄露更具破坏性，修复起来也更漫长。 国家安全机关的打击难度一直很大。这些隐藏人员之间大多通过加密软件联系，交易痕迹难以追踪。就算有群众举报，也常常因为线索零散难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最高检公布的案例显示，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某某，通过探探结识境外人员后，多次前往军港拍摄涉军装备，先后收受报酬1万余元。直到案发，才查出其发送的图片涉及多项机密级军事秘密。 如果说为国外势力做事的人是藏在暗处的隐患，那大量年轻人选择不结婚的现象，就是摆在明面上的社会难题。这个问题的难解之处，在于它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经济压力、观念转变、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能直观说明问题。我国结婚率曾创下近十年新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越低，上海曾低至4.4‰。更值得关注的是初婚年龄的变化，全国平均初婚年龄已达28.67岁，比2010年推迟近4岁。上海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分别达到30.3岁和28.4岁，江苏更是高达34.2岁，和欧盟平均水平持平。 年轻人不结婚，经济压力是主要拦路虎。高企的房价让很多年轻人连首付都难以承担，更别说婚后养育子女的开支。在大城市，一套婚房往往需要掏空两代人的积蓄。除了住房，教育、医疗、托育等成本也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很多人觉得，连自己的生活都没稳定，根本没底气走进婚姻。 婚恋观念的转变也加剧了这一现象。独生子女一代成长环境特殊，他们的自我意识更强，更追求自由舒适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把婚姻当作人生的必选项，更看重伴侣之间的精神契合和势均力敌。高校任教的于晓楠就表示，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只是聊得来、爱读书，但因为交际圈狭窄，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人。 社交能力的退化也成为阻碍。互联网让沟通变得便捷，却也减少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很多年轻人习惯了线上聊天，线下相处时却显得沉默寡言。团天津市委推出的婚恋交友活动场场火爆，背后就是大量“三高”女青年的交友需求难以满足。他们不是不想结婚，而是缺乏结识异性的渠道和能力。 这一现象的危害正在逐步显现。结婚率走低直接影响生育率，我国总人口已连续多年出现负增长，2024年死亡人口已超过1093万。代际更替失衡会导致劳动力短缺、社保压力增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地方政府虽推出了婚假延长、购房补贴等政策，2025年前三季度结婚率出现小幅反弹，但这只是短期波动，长期趋势仍难逆转。 这两类问题之所以最难解决，核心在于它们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为国外势力做事的人藏在暗处，无孔不入且手段翻新。大量不结婚的现象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涉及经济、观念、社交等多个层面。 解决这两类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对境外渗透，我们既要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提高公众警惕性，也要强化技术防控，精准打击各类窃密活动。对不结婚现象，除了政策扶持降低婚姻成本，更要营造包容的社会氛围，帮助年轻人重建社交信心。这两条路都没有捷径可走，需要长期坚持和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