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收联合国来信，资金即将耗尽，145国建新群，总部或落在中国 联合国每年运转全靠成员国会费摊派，美国是头号大户，负责22%的常规预算，可它这些年拖欠得越来越狠。 2025年底，联合国常规预算欠款高达创纪录的15.7亿美元，其中美国一国的欠款就占据九成以上，约22亿美元，这无疑给全球最重要的多边机构敲响了警钟。 联合国的运转依赖193个会员国的会费摊派，根据支付能力原则确定比例，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承担了22%的常规预算份额和超过27%的维和预算份额，然而这张“头号缴费单”却越来越像一纸空文。 追溯历史，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并非新鲜事，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将会费缴纳与联合国改革挂钩，形成了“有条件缴费”的惯例。 但近年来，这种拖欠已从政治工具演变为系统性现象，国会党派斗争、国内优先的“美国优先”政策、对多边机构的信任衰退等多重因素叠加，使得美国欠款如滚雪球般增长。 这种拖欠带来的影响是直接且严重的，联合国被迫推迟支付供应商款项、削减非核心活动、甚至考虑暂停部分项目。 一位联合国官员私下坦言：“我们经常在季度末面临现金流紧张，不得不优先保障人员工资和核心任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则消息引发了国际观察家的关注：约145个国家正探讨建立新的多边合作机制，且有分析认为其总部可能设在中国，这一数字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它接近联合国会员国的四分之三。 这个被称为“新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的设想，虽然细节尚未完全公开，但已透露出几个关键信息。 参与者主要为全球南方国家，覆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其宗旨强调发展合作、技术共享和金融互助，组织形式可能更加灵活，决策机制或许会避免传统多边机构中常见的僵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倡议的讨论热度与联合国资金危机同步升温并非巧合，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现有治理体系效率的普遍不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改革长期停滞的失望。 联合国的财政困境表面上是会费拖欠问题，实质上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三大深层矛盾： 第一，权力与责任的失衡， 现行会费分摊公式虽经多次调整，但仍无法准确反映变化中的全球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份额有所增加，但话语权改革却步履维艰。 第二，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冲突， 美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转向，标志着一个长期支持多边体系的强国正在重新评估其全球参与方式，这种转变动摇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根基。 第三，全球公共产品的融资困境， 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难民危机等跨国挑战需要集体应对，但相应资金机制却日益捉襟见肘，传统援助国国内压力增大，而新的融资渠道尚未成熟。 面对这场危机，国际社会实际上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是全力改革现有体系，还是逐步构建替代性架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再次呼吁进行“根本性改革”，包括会费计算方式、预算程序和管理效率等方面，但改革进程如同在沼泽中前行，每一步都面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与此同时，区域性组织和专题性联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金砖国家扩员到各类气候联盟，国际合作的“碎片化”与“网格化”趋势明显，145国的新倡议正是这一趋势的最新体现。 中国在这些讨论中的角色备受关注，作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占比15.25%），中国近年来显著增加了对联合国体系的财政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提供了不同于传统西方主导的发展合作模式。 这场联合国资金危机不应简单视为“美国赖账”的道德故事，也不宜匆忙解读为“中国取而代之”的权力转移剧本。 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转变：传统的、中心化的全球治理架构正在经历压力测试，而更加多元化、网络化的合作模式正在萌芽。 在我看来，未来全球治理可能走向“平台化”模式，联合国作为基础性平台继续存在，负责制定基本规范和标准，而各种区域性、专题性的“子平台”将承担更多具体合作功能。 这种结构既保持了普遍性价值的延续，又允许更灵活、更高效的专门合作。 145国的新倡议如果成为现实，很可能不是要取代联合国，而是作为其补充机制，专注于传统架构中未被充分满足的发展合作需求。 其总部选址中国与否并非核心问题，关键在于它能否建立更加公平、高效的决策和融资机制。 这场危机也提醒我们，多边主义不是天然存在的公共物品，它需要持续的政治意愿和财政投入来维持。 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行动表明，国际社会中的“消费者”正在转变为“共同生产者”，试图塑造更符合自身需求的合作形式。 最终，联合国的资金危机和145国的新倡议，共同构成了全球治理演进的一体两面。 它们讲述的故事不只是关于谁付钱、谁主导，而是关于人类在21世纪如何重新构想集体解决问题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不确定性或许正是创造性重构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