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松庄园密室被砸开，法器堆在账本边上，它们到底算宗教还是刑具？ 那天战士用枪托砸门，门闩断了，牛皮纸糊的窗还在。屋里没灯，但一进去就闻到一股陈年酥油混着铁锈味。骨碗摆在红木匣里，银边包着绿松石，底下压着一张写满名字的纸，是去年“上供”人头的清单。 账本和法器放在同一个箱子里，不是偶然。账本记着穷吉家三代还欠七十八克青稞，利滚利，永远还不清。骨碗里盛过供酒，也盛过领主喝剩的茶。刑具在隔壁柜子，剜眼刀比筷子还短，断肢铡的木柄磨得发亮。 嘎巴拉本来是印度来的修行法器，意思是“护乐”。可到了旧西藏，它早变了味。档案馆里存着一封信，字是藏文，盖着噶厦的印：“脑袋两个、湿肠子一副……立马送过来。”不是谁死了才取骨，是活人被挑中，因为少女的头骨“干净”，童男的腿骨“响亮”。 《十六法典》里写着，农奴命价一根草绳。人不是人，是会走路的资产。乌拉差役要干到死，空头债像藤蔓缠住脚脖子。你不干活，鞭子抽；你想逃，全家卖身。法器原料哪来的？不是偷不是抢，是“合法”的——领主签字，寺院盖章，法典背书。 1959年秋天，克松人自己烧掉契约。火堆里飘出黑灰，像一群黑蝴蝶。烧的是纸，断的是链子。那批法器没烧，运去了拉萨。现在在博物馆玻璃柜里，和穷吉的带血纱布、多扎瓦断臂的X光底片、尼玛旺堆一家七口的人身税单，一块儿摆着。 没人给它配解说词。它就静静躺着，釉光有点冷。旁边展柜里，六世班禅献给乾隆的嘎巴拉碗，底款刻着“大清乾隆御览”，原料来源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在紫禁城，一个在密室里，都叫嘎巴拉，但一个用规矩管着，一个用刀子管着。 博物馆灯光很匀，照得骨碗边缘反光。我盯着看了三分钟，没看出神圣，只看见手指按在玻璃上留下的指纹。 它不说话。 但你站那儿，就绕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