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传芳把奉军第二军长施丛滨的头颅割下后，暴尸三天。十年后，他去听经，

1925年，孙传芳把奉军第二军长施丛滨的头颅割下后，暴尸三天。十年后，他去听经，一支枪突然抵上他的脑袋：“10年前你杀了我父亲，还记得吗？” 施剑翘盯着眼前这个年迈的身影，心跳却异常平稳。她已经等待了整整十年，从未放下哪怕一秒。 （接续写部分）要说施剑翘走出监狱那天，好多记者追着问她后不后悔，她只说了“不”。但后来有人说，那天晚上她在旅馆里，对着镜子梳头发，梳着梳着突然哭了，不是嚎啕大哭，就是掉眼泪，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个迷路的孩子。 她没回以前住的地方，也没去找那些曾经帮过她的人。有人说她去了天津，在租界边上租了个小院子，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那时候她才30岁，正是女人最好的年纪，可听说她总穿素色衣裳，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见人话很少，街坊都以为她是个教书先生的遗孀。 过了两年，华北局势越来越紧，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又往关内逼。有天晚上，天津城里戒严，日本兵在街上查户口，查到她家门口时，她正给小女儿缝棉袄。日本兵问她男人去哪了，她头都没抬，说“死在战场上了”，又指了指墙上挂的一张旧照片——后来才知道，那照片上根本不是她丈夫，是施丛滨年轻时穿军装的样子。日本兵看她镇定，没多问就走了。邻居说，那天晚上她屋里的灯亮到后半夜，不知道在想什么。 再后来，有人在北平的难民营见过她。那时候北平刚沦陷，城里挤满了从河北、山东逃来的难民，她在难民营里帮着给孩子喂奶、给病人换药，手上磨出了茧子，嗓子也哑了。有个年轻姑娘认出她，小声问“您是不是当年……”她赶紧摆手，说“认错人了”，但后来还是偷偷塞给那姑娘一包红糖，说“女孩子在外头，得顾好自己”。 解放后，有人去采访她，问她当年杀孙传芳到底值不值。她坐在藤椅上，手里转着个旧茶杯，过了好半天说：“值不值的，人这辈子，总得为点什么活。我爹死的时候，我娘拉着我说‘咱不能就这么算了’，那时候我不懂，后来才明白，她不是要我报仇，是要我活着，活得像个人样。” 她晚年住在北京的一个老四合院里，院里种着棵石榴树，每年秋天结满果子，她就摘下来分给街坊小孩。有次居委会的人去看她，见她桌上放着本旧相册，翻开第一页就是施丛滨的照片，旁边写着一行小字：“民国十四年，父殁于蚌埠，年五十四。”再往后翻，是她两个孩子的毕业照，还有她在难民营里和难民的合影，照片里的她笑得很淡，但眼睛亮。 前几年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没有金银首饰，只有三样东西：一把磨得发亮的剪刀，当年她给孩子做衣裳用的；一个褪色的蓝布包，里面包着施丛滨的一缕头发；还有一张泛黄的报纸，上面是她刺杀孙传芳那天的报道，报角有她用铅笔写的两个字：“警醒”。 有时候我想，施剑翘这辈子，前半生像把出鞘的刀，又冷又利，为了一个“仇”字拼尽全力；后半生却像块温玉，藏起了锋芒，守着日子过。她没再提过报仇的事，也没说过后悔，但我总觉得，她后半生的平静，不是忘了过去，是把过去酿成了酒，自己喝了，也分给了那些需要的人。这世上的事，哪有什么绝对的对和错，不过是一个女人在乱世里，用自己的方式，活成了一盏灯，先照亮了自己，后来又照亮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