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曾山差一点就当上了公安部长现在提起来曾山，估计好多人都并不了解，但是在建国初期，曾山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谢富治病逝，公安部长的位子一下空出来。 周总理把公安部的人选盘了一圈，按常理把常务副部长李震报上去。毛主席听着，沉默了好一会儿，只问了一句：“曾山怎么样？”在座的人心里都一紧，谁都知道这是在认真挑人。 照干部履历去看，曾山和公安根本不挨着。 井冈山、赣南、闽粤赣、华中、华东，他都待过；上海解放后，当过副市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商业部部长、国务院内务部部长。一九六一年四月，还随代表团去了奥地利。 别人一读档案，只会说这是搞经济、搞民政的老内行，想到公安部长这一层，多半会觉得“跨行”。毛主席点名，不是看简历好不好看，而是心里有一杆秤：这个人是不是关键时候能站在老百姓那一边。 这杆秤最早立起来，是在赣南。 一九二九年春天，井冈山的树刚出新叶，蒋介石的部队已经开始新一轮围剿。 红四军为摆脱敌军，从井冈山向赣西南东固山区转移。 队伍到了赣南不久，一个年轻人闯进红四军前委临时办公室，边帮警卫员抬桌子边报出名字：“曾山。”毛主席、朱德、陈毅抬头一看，大概都在心里认出来了——这是很早就听说的“永和曾家一门三杰”里那个活下来的。 曾家三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大哥一九二七年牺牲，弟弟一九二八年牺牲，只剩他一个顶着。 那时他任中共赣西特委组织部部长，多次组织农民暴动，在当地很有威望。 陈毅当场一句“久仰”，两个人从诗词聊到打仗，从农民运动聊到根据地，不多一会儿就像老朋友。 之后，一个转战闽粤赣，一个留守赣南打游击，虽然常年不在一块儿，信任反而越积越厚。上海解放后，陈毅当市长，中央把曾山调去当副市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战友们笑他是陈毅的“亲信”，他自己只说一句“都是党的安排”。 真正让毛主席心里踏实的，是一九六六年河北邢台那场地震。 三月八日清晨五点二十九分，太行山地震带突然发力，邢台发生六点八级强震。 很多人还在睡梦中，房屋抗震能力又差，大量倒塌。 灾情报告送到北京，数字冷冰冰：七千多群众遇难，三万多人伤残，三十四万余人受灾。内务部收到报告，曾山看着纸上的数字，在办公室里红着眼流了泪。他对这些数字背后的哭声，有很直观的想象。 他没有等别人点名，主动请缨带队去灾区。 那时余震不断，谁也说不准地壳会不会再来一下，他只背了个行囊上路。 震后的道路坑坑洼洼，车开不过去，他拄着棍子，在废墟之间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三月的河北，夜风很冷，灾民把从废墟里翻出的被子、褥子搭成一排排茅棚，挤在里面勉强过夜。 他站在一群人面前，嗓子发哑，尽力稳住情绪，只反复告诉大家：国家、组织都在，邢台一定能重新站起来。很多人听完，眼泪就下来了。 当地干部习惯性想给这位中央来的部长搭帐篷、送热水，他干脆一口回绝，坚持和群众一起睡茅棚。 热水端到他手上，他顺手递给旁边的小姑娘，叮嘱干部先照顾灾民。 到隆尧县白家镇公社之后，他和中央慰问团在受灾最重的地方连着跑了三天三夜，挨家挨户看伤亡、看吃住、看春耕能不能恢复，还专门问了军烈属、“五保户”的口粮，身上带的那点钱，全部捐给最困难的老人。 那时全国各地的救灾物资一车车往邢台运，到白家镇还要几天。 物资没到，大家只能靠从废墟里翻出的粮食勉强填肚子，很多时候就喝水顶着。 曾山到灾区头两天几乎没吃东西，身边的同志怎么劝都不行。等第一批白面馒头送到，一位民兵连长捧着几个馒头跑进茅棚“曾部长，馒头来了”，他抬头问的第一句话，是“群众都拿到了吗？”陪同的同志说，灾民太多，还没分完，不过算着够。 他脸一下就沉下来，意思很直白：只要有一个人还在排队，自己就不能先吃。大家看着一个五十七岁、有胃病的老部长，几天几乎只靠几片红薯干撑着，心里都酸。 全国各地的物资陆续到位，邢台的日子一点点稳下来。 他把灾区见到的情况写进报告：衣、食、住、行，春耕安排，军烈属和“五保户”的生活，每一项都写得很细。报告送到北京，毛主席看完，只说了一句“对得起共产党员”。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元帅病逝，毛主席身体已经很吃力，还坚持出席追悼会。 井冈山那一批老战友一个接一个离开，他心里清楚，能再为国家扛事的“老人”不多了。所以谢富治走后，他才会在那么多名字里挑出“曾山”，想把公安部这样要害的部门交给这个从赣南山沟走出来、在上海和邢台都经得起考验的老部下。 任命文件还在路上，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夜里，曾山因为长期劳累，心脏病突发，人走了。 公安部长的椅子最终换成另一个名字，他停在“差一点”的位置上，成了很多老同志提起会长叹的一桩遗憾。 叶帅后来谈起他，只用了几句朴素的话：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努力工作，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一生。 话不多，却很见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