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2日22时46分，广东深圳。夜色下的长深高速车流平稳，朱先生驾驶私家车沿惠州方向行驶。车辆行至镇隆路段时，前方并无施工围挡或异常提示，突然一声闷响打破安静，一个不明异物迎面击中前挡风玻璃，玻璃瞬间出现明显凹坑和裂纹。朱先生本能减速，将车缓慢驶入应急车道停靠，并第一时间报警。 高速交警很快到场，对现场进行勘查后出具事故证明，认定这是一起行驶过程中被异物击中导致车辆轻微损坏的交通事故，未发现朱先生存在违法驾驶行为。随后车辆被拖往4S店定损，更换前挡风玻璃、恢复车窗膜及人工费用合计6386元。维修清单摆在面前，这笔支出让朱先生感到压力不小。 为了弄清责任，朱先生多次联系高速路政部门，希望查明异物来源。但由于未能锁定具体肇事者，路政方面表示只能通过公众责任险进行处理，并给出“常规赔付50%，协调后提高到70%”的方案，剩余30%由朱先生自行承担。朱先生当场表示不同意，认为事故发生在高速主线，自己正常行驶，不应为道路管理问题承担损失。之后在媒体介入协调时，路政又称“当事人已接受70%方案”，这一说法被朱先生明确否认，双方矛盾随即公开化。 类似纠纷在高速事故中并不罕见，不少人误以为“找不到肇事者就只能各担一部分”。但从法律角度看，这并不是当然结论。《民法典》第1256条明确规定，在公共道路上遗撒、堆放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若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已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在侵权人不明的情况下，法律并未让受害人自行消化损失，而是要求道路管理方通过证据证明自己“已尽责”。 在多起已公开的判例中，法院通常会重点审查两个方面：一是事故发生前一段时间内是否存在有效巡查记录，二是道路设施是否符合安全规范。例如，若监控显示事故路段在事发前数小时内并未进行巡查，或者巡查流于形式，即便无法确认异物来源，管理方也可能被判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 实践中，法院通常会重点审查道路管理方是否能提供完整的道路巡查记录、养护日志、监控视频等材料，用以证明在合理时间内履行了巡查和处置义务。如果无法举证，往往会被认定存在管理瑕疵，从而承担全部或主要赔偿责任。所谓50%或70%的赔付比例，更像是一种内部协商方案或保险处理惯例，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责任比例，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并不必然被采纳。 对朱先生而言，法律路径并不复杂。他既可以拒绝该协商方案，直接起诉路政部门，由其在法庭上完成举证责任；也可以先走车损险理赔，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再由保险公司依法行使代位求偿权，向路政或实际侵权人追偿。这在司法实践中已是较为成熟的处理方式。 从程序选择上看，朱先生并非只有起诉一条路。若其车辆投保了车损险，可以先向保险公司理赔。根据保险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在赔付后取得代位求偿权，可以代替车主向实际责任人或道路管理方追偿。这种方式在实践中较为常见，既能减轻个人维权成本，也能通过专业力量推动责任厘清。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此类案件的社会意义并不止于一块玻璃的价格。高速公路是公共基础设施，管理责任的边界，直接关系到公众出行安全。如果“找不到人就各担一部分”成为默认规则，管理义务反而会被稀释。法律通过设置严格的举证责任，正是为了倒逼管理者持续、有效地履行安全保障职责。 对普通驾驶人而言，这起事件提供的启示也很明确。事故发生后，及时报警、固定证据、保留维修单据，是后续维权的基础；在协商阶段，应当清楚区分“协商方案”与“法律责任”的差别，不必因对方提出比例补偿就误以为这是法律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