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 9 月，天津棉纺二厂突然来了四名便衣警察。他们径直走向正在运转的纱锭机，将操作机器的女工按在机台上，动作干练地锁上了手铐。 机器没有立刻停下，纱线还在飞转，车间里却一下子静了。被带走的女工叫金素秋，是厂里出了名的先进生产者。她平时话不多，加班最积极，班组里谁机器出问题，她总是第一个过去帮忙。 几分钟前，她还在低头对纱锭进行最后一遍检查，没想到下一刻就被带离岗位。工友们站在原地，没人敢出声，心里却全是疑问。 公安人员没有解释，只留下“配合调查”四个字。 当天，棉纺二厂的党委很快接到通报，但通报内容极为简短。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次误会，毕竟金素秋的档案清清楚楚，1949年进厂，表现记录一页页都写满了红字。 1947年至1948年间，河北部分地区出现了以会道门为外壳的反动组织。这些组织打着宗教和迷信的旗号，实则受国民党特务操控，专门破坏土改，杀害干部。 遵化一带的“收元门”便是其中之一，头目徐福全长期以“末日将至”“杀人立功”为说辞，诱骗年轻人参与暴力活动。 宋金莲当年只有十八岁，是徐福全的小姨子。文化水平不高，又长期接触迷信仪式，在药物和极端思想的双重影响下，逐渐沦为该组织的重要执行者。 1948年6月，“收元门”在特务刘廷勋指使下，多次伏击解放区人员，其中一起案件中，一名回乡探亲的解放军干部及警卫员被杀害，性质极其严重。 刘廷勋事后拍下照片，作为所谓“功绩”的证明。 解放军随后迅速平定暴乱，徐福全被击毙。但宋金莲和刘廷勋趁乱逃离，案件一度中断。两人辗转进入天津，利用当时人口流动频繁、户籍制度尚在完善的空档，改名换姓。 宋金莲成为“金素秋”，进入国营棉纺厂，从最普通的挡车工做起。 那之后的五年，是宋金莲最谨慎的五年。每一次评劳模，她都既紧张又害怕。警笛声从厂外经过，她会下意识停下手里的活。可她不敢退缩，只能用更卖力的劳动来掩盖过去。 她清楚，一旦被认出，等待自己的不会是普通的处理。 事情的突破口，来自另一桩案件。1953年，天津发生多起高压线被盗事件，严重影响铁路和工厂供电。公安机关很快抓获吴作周、马廷兰夫妇。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公安机关随即对残余的会道门关系进行清查，多个长期潜伏的线索被重新梳理。这起案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清理反动残余势力的典型案例之一。 而在棉纺二厂，纱锭机很快重新启动，生产恢复如常。只是很多工人多年后回忆起那天，仍然记得那副场景：一个被认为“最老实的人”，在机器轰鸣中被带走，留下的，是一个关于伪装、罪责与清算的沉重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