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去世了，中央念及他的历史贡献，在八宝山为他举办了追悼会，但是由于一些历史问题，中央领导人大多没有亲自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只是送去了花圈。 1986年春天，北京还透着寒气。 八宝山追悼大厅里花圈堆得像一堵墙，挽联上中央领导的名字一条接一条，现场却没见到多少熟脸。黑框遗像里，是那个从大寨山沟里走出来的农民副总理，眉眼粗犷，神情倔强，叫陈永贵。 时间往前翻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寨还只是山西昔阳县山沟里的一个普通大队。 那几年，洪水、风灾、干旱轮番上阵，地坎被冲塌，屋顶被狂风揭走，土层被晒得裂开大口子。 按常理，这样的地方早就该排队等国家救济粮，可大寨那一年的账目却很硬：亩产七百多斤，总产五十六万斤，不要国家一分钱救济，还缴了二十四万斤商品粮。 这一串数字摆到中央，谁看谁得皱皱眉，琢磨一下这里头的门道。 领着大寨顶过来的，是个连小学都没读过的庄稼汉。 陈永贵从小没上过学，一九五四年才进扫盲班，认得的字不足一千个；站到地头上，他却知道梯田该修到哪一层，拦洪坝该怎么垒，旱年地怎么分、劳力怎么排。 社员跟着他干，确实把不少烂地熬成了好田。 对当时的决策者来说，这种从泥里翻出来的本事，比一屋子的文件更有说服力。 一九六三年，他被推去参加全国农业劳模大会。 台上发言，他一口山西话，照实讲大寨怎么修田、怎么抗灾、怎么把“要饭袋”扔掉，话不漂亮，句句都贴着土。会后，山西代表在火车上还在复述他的原话。赵树理坐在台下听完整场，心里认定这是个难得的人。 年底，中南局李一清到大寨看现场，看完说了句心里话：陈永贵虽然是农民，却有股子不一般的劲，在复杂局面里指挥生产的能力很突出，从他身上能看到“农民之外的东西”。这些看法一层层往上报，一个山沟里的大队书记，就这样被推到了中央视线里。 一九六四年底，他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会议刚散，他跟着人群往外走，背后有人喊：“永贵同志等一下，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饭，跟我来。”回头一看，是周恩来。 那天正好是毛主席生日，毛主席点名叫他到中南海一起吃饭。 饭桌上没多少客套，这件事往外一传，大家心里都明白，大寨这个书记，已经被当自己人看了。 后面几年，他的职务一档一档往上加，从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到晋中地委书记，再到山西省委副书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句口号喊遍全国，人们一提大寨，往往会想起那个戴草帽、蹲在地头上的书记。 一九七五年初，他被叫到北京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周恩来看见他，直接说明来意，要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经验推向全国。陈永贵心里打鼓，清楚自己文化底子薄，怕在中央工作撑不住。 周恩来反复做工作，他犹豫了一阵，还是把这个担子接了下来。 进了中南海，他坚持不迁户口，不领国家工资，户口照样挂在大寨。 他自知短板明显，就让秘书先看，重要内容挑出来念给他听，不认识的字一句一句念清楚；觉得有道理的地方，他用红笔画圈，拿不准的问题，去找华国锋、李先念一起商量。 开会发言，他照旧一口山西话，从土地和庄稼讲到国家政策，把道理往农民听得懂的地方拢，那几年“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铺到全国，他这个副总理，在不少基层干部眼里，还是那个熟悉的领头人。 问题也在这几年一点点积累。 毛主席、周恩来身体一天天差下去，“四人帮”借着各种运动上蹿下跳，陈永贵长得憨，心里却有杆秤，中央政治局开会时，他当面起过硬茬，质问那些把运动搞到极端的人，凭什么把国家弄得乌烟瘴气，让老百姓跟着受罪。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一举拿下，华国锋在会上宣布消息时，会场短暂安静，他第一个站起来鼓掌，这一下把心里的那口闷气拍了出去。 等到国家开始谋划调整路子，那套以“大寨经验”为核心的做法，慢慢显得不合时宜。 一九八零年九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他主动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大会同意了这个请求。 一九八三年，陈永贵将近七十岁，提出来自己还想干点事。 中央权衡之后，把他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让他回到最熟悉的土地。他在农场跑地块、看庄稼、提意见，对农业生产和农村政策提了不少具体看法，送到中央，邓小平能用的就采纳几条。 一九八五年夏天，医院的检查结果写得很直接：晚期肺癌。 邓小平听说后，交代给他安排最好的医生和治疗条件。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陈永贵在北京医院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追悼会最终在八宝山举行，规格按副总理定，多数中央领导没有亲自到场，花圈却一件不少。 送走他之后，家人按遗愿，把骨灰运回山西大寨村虎头山安放，有关部门给他立了一块碑，刻着“功盖虎头，绩铺大地”八个字。 山坡上的风一阵阵吹过，碑上的字在光影里时明时暗，像那代人身上缠在一起的功与过，慢慢被时间磨得平顺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