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黄帅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她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反潮流小英雄”。 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黄帅”这个名字绝不陌生，甚至能勾起一段深刻的时代记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她是家喻户晓的“反潮流小英雄”，名字和事迹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连中小学的课堂上都在宣讲她的故事。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让无数人铭记的身份，并非她主动追求，从头到尾，她都只是那个特殊年代里被推着走的受害者。 事情要从1973年说起，当时13岁的黄帅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上五年级。班主任齐鸿儒老师让全班同学写日记，要求大家写出心里话。 9月7日，她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件小事：班里有同学上课做小动作，老师说了句“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黄帅觉得这句话说得不妥，就写道希望老师对同学耐心些，说话多注意分寸。这本是孩子的一句无心之言，却让班主任动了怒。 班主任认为黄帅提意见是故意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老师不仅批评黄帅，还号召全班同学孤立她，让大家批判她的“错误”，和她划清界限。 一个13岁的孩子，承受着来自老师和同学的双重压力，吃不下饭，晚上做梦都能惊哭。走投无路的她，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初衷特别简单，就是想让报社来人调和一下她和老师的矛盾，能安安心心上学。 信寄出去之后，黄帅又有些后悔了。她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其实也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同学们挺好的，不该这么较真。 可她没想到，这封六百字左右的普通来信，恰好撞上了当时的政治风口。江青集团正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的信正好成了他们的突破口。 江青的亲信谢静宜直接批示，说这不是黄帅和老师的个人矛盾，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随后，《北京日报》对她的日记进行了摘编，加了编者按语，在1973年12月12日公开发表。 没过几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配上了更具导向性的评论。短短几天时间，黄帅就从一个受委屈的小学生，变成了全国皆知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一时间，全国各中小学都掀起了学习黄帅、批判“师道尊严”的活动，有的地方还特意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反潮流英雄”。这场被称为“小学生事件”的风波，席卷了整个教育界，无数老师被批斗，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 可这一切，都不是黄帅能掌控的，她就像一个木偶，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她后来坦言，自己根本不懂什么路线斗争，只是被人利用了。 风波过后，黄帅的人生陷入了漫长的恢复期。直到1979年，她从北京大学附中高中毕业，报考了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当时很多人还带着过去的偏见看她，但北工大明确表示，黄帅在文革时期只是个小学生，完全是被利用的受害者，只要品学兼优，就该正常录取。正是这所学校，给了她重新开始的机会。 进入大学后，黄帅才慢慢找回了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了政治标签的束缚，没有了旁人异样的眼光，她可以安安心心读书、学习。1984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过上了朝九晚五的安稳日子。 可那段特殊经历留下的阴影，始终没有完全散去。她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可念大学时，妈妈发现她还在写日记，当场就跪在地上恳求她烧掉，怕她再因为写东西惹来灾祸。黄帅含泪焚化了自己中学和大学时期的一摞日记本，之后很多年都不敢再轻易动笔。 1988年，为了远离过去的是非，黄帅自费赴日本留学。一年后，她考入东京大学，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进入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在日本的十年里，她过上了平静的生活，1996年生下儿子后，还做了两年全职家庭主妇，专心照顾家人。那段日子，她不用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不用被历史标签绑架，真正感受到了平凡生活的幸福。 1998年12月，黄帅结束了在日本的生活，主动回到了祖国。她最想去的地方还是母校北京工业大学，恰好当时学校出版社缺编辑，社长邀请她加入，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回国后的黄帅，彻底淡出了公众视野。她在出版社做着普通的编辑工作，闲暇时喜欢看中央十套的科教节目，每周末都会回娘家看望父母，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后来她重新拿起笔，开始写日记和散文，还出版了一本散文集《黄帅心语》。 但这本书不是自传，也不是为了揭秘当年的事件，只是记录了她留学后的点滴经历和对人生的感悟。 黄帅的一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缩影。她因一封日记被推上神坛，又在时代变迁中回归平凡，经历过喧嚣与动荡，也体会过安稳与幸福。57岁的她悄然离世，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只把那段复杂的历史留给了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