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后代联谊会，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按父辈的军衔排座次。 东北炖菜的香气飘满了整个包厢，酒杯轻轻碰着，屋里全是聊当年勇的嗡嗡声。 突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道缝。 一个穿旧中山装的老头，默默地走了进来。他谁也没看，径直走到主桌前，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轻轻放在桌子正中央。 信封发黄，上面浸着一片暗红色的血迹。 组织者刘煜滨端着酒杯的手，在半空停住了。他死死盯着信封一角那个“绝密”的戳印，整个屋子的嘈杂声好像瞬间被抽走了。 “我父亲，没军衔。”老人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桌上。 刘煜滨没说话，起身，从旁边搬了把椅子，稳稳地放在主桌最显眼的位置，对着老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那天，一封迟到了几十年的绝笔信，被当众打开。一个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独自引开敌人，最后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的无名英雄，活了过来。 全场没人动筷子，一桌子热菜，从头到尾，凉透了。 散会后，刘煜滨追上那位老人，只问了一句：“我能做点什么？” 老人没说话，只是把一块旧怀表塞到他手里，含着泪，点了点头。那怀表早就停了，但攥在手里，沉甸甸的。 从那天起，这群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彻底变了。 聚会不再是喝酒叙旧。他们自掏腰包，成立了一个史料小组。有人跑档案馆，一查就是一整天；有人驱车几千公里，去寻访当年的战场遗迹；那位英雄的儿子，揣着父亲的怀表，跑了十几个省，只为找到一个还记得父亲名字的战友。 为了给那位无名英雄追认烈士，刘煜滨带着材料，一次次去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有人不解，问他们图什么。 刘煜滨把那封带血的信封复印件拍在桌上：“我们是英雄的后代，不能让英雄连个名字都没有。” 几年后，烈士证明书发下来的那天，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纪念馆里抱头痛哭。 如今的联谊会，规矩也改了。 开场前，所有人会对着那封装裱起来的带血信封，举起右拳，默哀一分钟。 至于座位，也不再看父辈。刘煜滨指着前排的空位说：“谁为这些无名英雄做的事最多，谁就坐这儿。” 这，成了他们唯一的新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