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百年编号001的博士，一辈子只写三本书，没有海量论文加持，这位破解了数学界“四大猜想”之一的天才，在当时的职称评审体系里，终究过不了量化指标这关。 张筑生的才华，早在求学时就震撼学界。1982年，他在硕士论文中直接攻克著名数学家Smale提出的核心猜想，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博士学位，北大甚至专门为他举办了有百余名专家参与的专场答辩，让他成为北大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博士 。 这样的学术起点，足以让同辈望尘莫及，可他偏偏把精力投向了吃力不讨好的领域——编写教材和教书育人。 1986年，刚从普林斯顿访学归来的张筑生，接手了教材改革的硬任务。朋友劝他“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编写教材不算科研成果”，但他二话不说放下手头课题，用五年时间呕心沥血写出《数学分析新讲》三册。 这套书至今仍是经典，近30年畅销不衰，每年销量保持在4000-5000册，清华大学、北大等高校的教授至今仍用它给研究生上课。他的导师廖山涛院士从不表扬他人，却唯独称赞这本书“能让一大批年轻人顺利进入学科前沿”，可就是这样的传世教材，在职称评审中连科研成果都算不上。 在查出鼻咽癌后，他顶着12年化疗的痛苦，接手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主教练的苦差。这份工作不仅无法记入教学工作量，还需要把高等数学初等化，一道题往往要耗费一周时间打磨 。 在口腔溃疡、全身骨痛、肝癌晚期浮肿的折磨下，他单手骑车奔波授课，为200名预赛选手连续七天唱“独角戏”，最终带领中国队连拿五届世界奥赛总分第一，三次实现全员金牌，这一成绩至今无人超越。可这些让国家争光的成就，在职称评审的量化表格里，连加分项都算不上。 当时的评价体系，是对教育价值的本末倒置。一直都在用论文数量、期刊级别给学者贴标签，却把教材编写、人才培养这些慢工出细活的核心贡献边缘化。张筑生的同事回忆，院里每年核算教学工作量，他都要差一点，全靠领导“特别照顾”才能过关 。那些拼凑论文、追求数量的“学术混子”，却能凭着堆砌的指标顺利晋升，形成鲜明讽刺。 张筑生一辈子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直到晚年才攒够钱准备搬进新房，却没能等到入住就与世长辞 。可他的教材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学界，奥赛金牌得主们至今感念他的教诲，北大校园网上满是“再难遇到这样顶尖级老师”的悼念文字 。比起那些转瞬即逝的论文泡沫，这样的教育影响力才是真正的学术财富。 学术评价的核心应该是“贡献”而非“形式”。教材编写是学科传承的基石，教书育人是教育的本质使命，这些价值从来都不能用论文数量来衡量。当时的评价体系之所以荒谬，就是因为它用一把僵化的尺子，丈量所有教育工作者的价值，把真正深耕教育、创造长远价值的人挡在门外，却给投机取巧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光明日报》称他为“了不起的教授”，北大师生授予他“真正的教授”这一最高头衔，他的故事成为教育界反思评价体系的镜子 。现在“破五唯”改革的推进，正是对这种僵化体系的修正——不再唯论文、唯数量，而是重视教学贡献、成果质量和社会价值。 真正的学者，从来不是论文的生产者，而是知识的传播者、人才的培育者。评价体系可以欠他一个职称，但历史不会忘记他的贡献，教育不会辜负他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