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接手大明时，局面尚未完全崩溃，官绅有钱、九边有兵，他其实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把官绅的钱搞出来，给九边充做军饷。结果其沽名钓誉，反其道而行之，宰了魏忠贤，召回矿监税使，财政缺口却加在了农民身上。于是农民战争失控，最终大厦倾覆。 天启七年，那时候大明这艘破船虽然漏水，但龙骨还没断。崇祯手里其实握着一副“王炸”：一边是富得流油的江南官绅集团，另一边是当时东亚战斗力第一梯队的九边精锐。 这局棋怎么赢？逻辑简单粗暴：搞钱，养兵。 只要把银子从那帮东林党大官的库房里掏出来，运到前线喂饱那群如狼似虎的骄兵悍将，大明这台机器就能继续转。可惜，这位爷是个典型的“做题家”思维，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结果被那帮老油条忽悠瘸了。 我们先看个触目惊心的对比。李自成进北京后，搞了个“追赃助饷”，也就是上夹棍硬抢。结果怎么样？光是现银就搜刮了七千多万两。这还不算金银珠宝古玩字画。 这笔钱去哪了？都在官绅家里埋着呢。 崇祯一上台，那帮文官大佬们就忽悠他：陛下，您要当尧舜那样的圣君啊，魏忠贤那个死太监搞的“矿监税使”太缺德了，与民争利，得废除！ 崇祯这小年轻哪懂这个？他一听“圣君”俩字就飘了。他为了所谓的“清名”，干了件最蠢的事：不但宰了魏忠贤，还将魏忠贤建立的向富商、矿主征税的体系给拆了。 魏忠贤确实是个坏种，这没得洗，但他是一把好用的“刮骨刀”。天启皇帝活着的时候，就是用这帮太监去咬官绅，从海贸、矿山里抠钱。崇祯倒好，把刀折了，把狗杀了，指望那帮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文官自觉掏钱？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官绅的税免了，矿税停了，商业税几乎收不上来，因为收税官都是官绅自己人。拿辽东前线来说，那个吞金兽一年要吃掉几百万两银子。 钱从哪来？ 崇祯没办法，只能把手伸向了最没有话语权的人——农民。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辽饷”**。 这逻辑就很荒谬：最有钱的江南财阀不交税，最穷的西北苦哈哈还要加税。 这就像让一个月薪三千的打工人去养航母，而亿万富翁却在合理避税。 这日子谁过得下去？ 要是崇祯脸皮厚一点，不要那个“圣君”的虚名，继续重用特务机构，对着江南富户“杀猪爆金币”，哪怕名声臭点，至少军饷发得下去。只要九边那帮悍卒有饭吃，流民就算闹得再大，也也就是个治安问题，成不了气候。 再看军事。大明的军队到了晚期，其实战斗力还在。拿孙传庭练的秦兵、卢象升的天雄军来说，那都是硬茬子。 问题在于，士兵也是人，得吃饭。 崇祯在那瞎指挥，既想马儿跑，又不想马吃草。前线将领要钱，他给不出来，还在那阴阳怪气，觉得武将都在骗他钱。结果就是，士兵几个月拿不到饷银，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那时候甚至出现过这种魔幻场景：官军因为没饭吃，把装备卖给了对面的流寇；或者干脆整建制地哗变，加入李自成的队伍。李自成喊出的口号是“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这不仅是对农民喊的，也包括对那帮饿肚子的官兵喊的。 当崇祯把财政压力全部转移到农民身上时，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基本盘——兵源以及税源，彻底推向了对立面。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崇祯自杀前。 他想让大臣捐款救国，哪怕一家出个几万两也行。结果满朝文武，个个在那装穷，有的穿破衣服上朝，有的在门口摆摊卖惨。内阁首辅魏藻德，那是当时的“宰相”，只扣扣索索拿了500两。 等李自成一进城，那是真不客气，夹棍一上，这帮“清流”哭爹喊娘，几万、几十万两银子像流水一样往外吐。 官绅有钱，九边有兵。这两样东西本来都在崇祯手边。 他只要稍微“流氓”一点，哪怕学学他爷爷万历，派太监出去硬抢，大明也不至于亡得那么快。 我们现在复盘这段历史，依然觉得遗憾。崇祯至死都觉得自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实际上，正是他这种既想要道德牌坊、又缺乏实际行政能力的操作，亲手堵死了大明最后的生路。 任何时候，脱离了经济基础去谈上层建筑，脱离了利益分配去谈道德理想，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崩盘。崇祯想做个好人，但他忘了，坐在那个位置上，最重要的不是做好人，而是做一个能把资源调配明白的操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