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解放后，川军名将范绍增将七个妻子叫到身边，对她们说道: “现在实行一夫一妻了，你们七个当中，我只能留一个。” 这一番话让七姨太们都觉得意外和悲伤。 1952年的那个清晨，川西的一处深宅庭院里，空气仿佛被抽干了。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家庭晨会，而是一场关乎去留的决定，坐在太师椅上的范绍增，这位曾统领三个军硬抗日寇的“哈儿师长”，此刻面对的战局比松沪会场还要棘手。 摆在他面前的桌案上，不是作战地图，而是一部刚刚颁布不久的《婚姻法》。 对于这位起义将领来说，这不仅是家事，更是一道必须执行的政治军令，此时的范府后院里站着七个女人，她们的神色各异，但都在等待一个答案。 所有人的目光，几乎本能地聚焦在了七姨太何署熙身上，她太年轻了，才二十出头，正是花一般的年纪，平日里也最受范绍增宠爱，她的眼神里藏不住那份笃定，似乎这场“大逃杀”的胜负早已内定。 毕竟，按照世俗的优胜劣汰法则，留下最年轻漂亮的，是男人的本能。 然而，范绍增的目光却越过了娇艳的何氏，停在了角落里那个满脸皱纹、神色木讷的女人身上——那是他的原配，陈文澜。 “文澜留下，其他人，都散了吧。”这句话超出了所有人的预设。 七姨太脸上的自信瞬间崩塌，她错愕地质问，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她已经老了，我还年轻，为什么？” 范绍增摊开了讲：陈文澜是包办婚姻的发妻，早已年老色衰，且脱离社会多年，如果现在把她遣散，等同于将她推向死路，“文澜离不开我”。 相反，剩下的六位姨太太，个个年轻貌美，有的还受过新式教育，把她们“放生”，她们有资本改嫁，有能力在这个新社会里活出个样子，“不愁找不到人家”。 这不是选美比赛，而是一次有针对性的“裁员”，他把生存能力最差的留下了，把翅膀最强硬的放走了，这种决策思路其实还是范绍增特有的“管理学”风格。 要知道，在那个旧军阀混战的年代，范府的后院能维持多年的平衡，靠的就是他那套“平衡术”，买礼物从来是人手一份，不搞特殊化，有了矛盾当面锣对面鼓地谈，不藏着掖着。 这种长期的情感积淀，让这场遣散变得格外艰难，姨太太们不是拿钱办事的雇员，而是实打实的家人，当“一夫一妻”的铁律砸下来时，最痛苦的其实是那种被舍弃的痛苦。 爱妾叶绍芳当场就崩溃了，她抱着范绍增痛哭，发誓要“永远跟随”，那种场景，绝非是演出来的矫情，而是旧时代遭遇新秩序的无奈。 虽然后来有传闻说，两年后随着政策环境的微调，叶绍芳又以某种形式回到了范府照顾他，但在1952年的那个当下，这种离别是真切而绝望的。 但历史证明，范绍增当年的那把“推手”，确实推对了不少人的命运。 那个当初最不服气的七姨太何署熙，后来带着儿女去了香港，正如范绍增所预言的，她年轻、有资本，在那个光怪陆离的都市里重新扎根，她的女儿后来甚至成为了一名电影明星。 如果当年被留在范府那个暮气沉沉的院子里，她的人生剧本恐怕完全是另一个走向。 范绍增用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完成了从旧军阀到新公民的身份软着陆，他没有贪恋年轻的肉体，而是守住了作为丈夫最后的契约精神。 那个庭院里的清晨，他不仅是在执行一部法律，更是在为自己荒唐的前半生，画上一个虽然仓促、但足够体面的句号。信源：范绍增的传奇人生 - 综合资料 - 抗日战争纪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