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不给湘军拨款，而且将士的待遇又高，曾国藩从哪里弄这些钱？ 咸丰三年，曾国藩在湖南创办湘军，刚起步就陷入饷银困境。彼时清廷内忧外患交织，国库早已因连年战乱与赔款消耗一空，传统的解协饷制度彻底崩坏，各省自顾不暇，根本无力拨付军饷。而湘军为摆脱绿营积弊、招揽精壮，待遇必须远超旧式军队，普通士兵月薪四两二钱，是绿营士兵的三倍有余，军官俸禄更是按等级翻倍递增，饷银需求堪称庞大。朝廷既无款可拨，又不愿放权让地方自主筹饷，曾国藩只能在夹缝中开辟财源，撑起这支私人武装的运转。 湘军初创阶段，最直接的财源来自捐输。曾国藩借助湖南士绅的乡土情结与功名诱惑，动员地方富户、商人捐款助军，朝廷则以授予虚职、匾额嘉奖作为回报。起初这种方式收效显著，士绅们或为名声或为避祸，纷纷解囊，短期内凑齐了湘军出征的首批饷银。但捐输缺乏持续性，随着战事拉长，地方财力耗尽，愿意捐款的人日渐稀少，且部分捐纳者借机谋取实职，扰乱地方吏治，曾国藩不得不逐渐缩减这一财源的比重。 真正成为湘军饷银支柱的，是咸丰三年首创、曾国藩大力推广的厘金制度。所谓厘金，本质是对商品流通征收的商业税，分为针对行商的“活厘”与针对坐商的“坐厘”，税率通常为值百抽一。曾国藩深知农税已无增征空间，唯有从商业入手，1854年起便在湘军控制的湖南、江西水陆要冲设立厘金局，指派亲信管理，严格把控税源。初期遭到地方官员与商人抵制，地方官不满财源被分，商人抱怨税负加重，曾国藩一方面以军事急需为由强行推进，一方面规范征收流程，严禁局员滥收苛扣，逐步稳住了这一财源。 厘金收入虽丰，却始终面临朝廷的隐性牵制。清廷虽默认厘金存在，却不承认其正式税收地位，屡次试图插手管控，地方督抚也常因税源分配与湘军产生摩擦。曾国藩只能通过扩大控制区域来增加厘金收入，湘军每攻克一地，首要之事便是重建当地厘金局，将富庶商埠牢牢掌握在手中。到同治初年，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的厘金收入，几乎全部归入湘军粮台，仅江苏一省每月厘金就可达十几万两，足以支撑湘军半数饷银开支。但厘金也加剧了地方割据隐患，为晚清央地财政失衡埋下伏笔。 盐务改革是曾国藩筹饷的另一重要手段。两淮盐场曾是清廷重要税源，却因战乱与陋规衰败，盐商不堪重负，私盐泛滥，税收锐减。曾国藩督办两江后，着手整顿两淮盐务，废除以往层层盘剥的陋规，明确盐税正课与附加税额，固定征收标准，严禁官员额外索求。同时打破盐商垄断，简化运销流程，让盐商有利可图，吸引其重返盐业经营。改革后两淮盐税大幅回升，不仅填补了部分饷银缺口，还带动了地方商业复苏，形成“税商互利”的局面，成为湘军稳定的补充财源。 此外，曾国藩还通过截留关税、地方自筹等方式填补饷银缺口。湘军控制沿江口岸后，会适度截留部分海关税收，虽数额有限，却能解燃眉之急。地方自筹则主要依靠所辖州县的田赋附加与杂捐，虽需谨慎操作避免民怨，却也能补充小额开支。为确保饷银足额发放，曾国藩设立专门的粮台制度，分级管理收支，严禁将领私吞克扣，既稳定了军心，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曾国藩的筹饷之举，本质是晚清中央权威衰落背景下的无奈变通。朝廷既无法提供军事支持，又不愿彻底放权，曾国藩只能以地方实力为依托，开辟独立财源。这些手段虽解决了湘军饷银难题，支撑其平定太平天国，却也进一步弱化了中央财政控制权，强化了地方督抚的实力。从捐输到厘金，从盐务改革到关税截留，每一种财源的开辟都伴随着与朝廷、地方的博弈，既体现了曾国藩的务实智慧，也折射出晚清财政体系的崩溃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为后续洋务运动与地方割据埋下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