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最难把控的2位将才，一个让他生不如死，一个让他怀疑人生 诸葛亮治蜀严明，麾下将领多俯首听命，却有两人始终让他束手束脚。一个凭恃勇力与傲气，处处与战略相悖，耗尽他的心力；一个借托孤之名博弈权力，亲手击碎他的信任。前者是魏延，后者是李严，两人如同两块烧红的烙铁，在诸葛亮的治政生涯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灼痛。 魏延归蜀时就带着桀骜底色。刘备识人善用，破格提拔他镇守汉中，这份器重让魏延愈发刚愎。诸葛亮北伐时，魏延屡次请战，坚持要率五千精兵走子午谷，直取长安。此计险绝，一旦失利便会葬送北伐根基，诸葛亮断然否决。魏延自此心生怨怼，私下散播不满，说丞相胆小畏战，错失良机。 军中流言四起，诸葛亮只能隐忍。魏延作战勇猛，是北伐不可或缺的战力，汉中防线更需他坐镇，轻易动不得。可魏延的傲气从不止于言论，行军中多次违抗调度，甚至擅自更改行军路线。一次与张郃对峙，他无视诸葛亮坚守待机的指令，贸然出兵，虽侥幸小胜，却暴露了蜀军部署，致使后续战术全盘调整。 诸葛亮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制衡魏延。既要为他擦屁股，弥补擅自行动带来的隐患，又要安抚其情绪，避免他彻底倒向对立面。他特意安排王平辅佐魏延，明为协助，实则监视。魏延察觉后愈发抵触，与王平冲突不断，军中派系裂痕渐显。更棘手的是，魏延与杨仪势同水火，两人动辄在帐中争执，诸葛亮夹在中间，调和无果，只能勉强压制。 这种拉扯持续了数年，耗尽诸葛亮的心力。他明知魏延是隐患，却不能除，北伐大业缺不了这员猛将；想要重用，又必须时刻提防其失控。晚年的诸葛亮本就积劳成疾，还要为魏延的言行焦虑，夜夜难安。魏延的存在，如同附骨之疽，让他在北伐的重压下更添一层煎熬，称得上是生不如死。 若说魏延的难控是明面上的棱角冲撞，李严的博弈则是暗地里的釜底抽薪，直接让诸葛亮怀疑人生。刘备永安托孤，定下“亮正严副”的格局，封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份安排本是制衡，却成了李严争权的资本。 诸葛亮回成都主持朝政，李严留守边关，渐渐被边缘化。他不甘大权旁落，屡次借故发难。建兴四年，李严请求将益州东部划出，设立巴州，由自己担任刺史，变相分裂治权，被诸葛亮驳回。此后他又多次托辞推脱军务，甚至要求晋升为王，步步紧逼试探底线。 诸葛亮为顾全大局一再退让，奏请刘禅封李严为骠骑将军，让其子李丰统领江州军队，试图以安抚换取协作。可妥协换不来安分，建兴九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命李严督运军粮。彼时夏秋连降大雨，粮草运输受阻，李严却先派人传信请诸葛亮退军，待蜀军回撤，又上表刘禅称撤军是诱敌深入，试图将粮草延误的罪责转嫁他人。 这一招两面三刀，彻底击穿了诸葛亮的信任。他本以为李严同为托孤之臣，能以国事为重，却没料到对方为争权不惜耽误北伐大业。诸葛亮只得收集李严前后亲笔书信，当众对质。证据确凿，李严辞穷认罪，朝中大臣纷纷联名弹劾。 处置李严时，诸葛亮内心满是挫败。他废李严为庶人，流放梓潼，却也不得不反思自身。刘备的托孤布局，他始终恪守，对李严一再容忍，终究没能换来同心协力。这场权力博弈让他明白，人心的复杂远超战术推演，自己倾心辅佐的蜀汉，内部竟藏着如此深的裂痕。这份对识人眼光的质疑，对权力平衡的迷茫，让他深陷自我怀疑。 魏延的桀骜终成隐患，诸葛亮临终前定下秘计，才得以平定其作乱后的余波。李严被流放后，听闻诸葛亮病逝，竟发病而亡，或许是知晓再无复用之机，或许是愧疚难安。这两位最难把控的将才，一个耗尽他的心力，一个摧毁他的信任。 诸葛亮一生筹谋，连三分天下都能精准预判，却始终没能完全掌控这两人。他们如同北伐路上的两道枷锁，一边是战力与隐患并存的猛将，一边是权力与野心交织的同僚。这份无力感，贯穿了他的后半生，也让这位千古名相的形象，多了几分烟火气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