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6日，29岁的中国女留学生李某，在英国达勒姆刑事法庭被判6年监禁，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更通俗讲，她是诬告强奸。六载刑期，三年方可假释，刑满驱逐出境。英国司法用一记重锤回应了这场诬告。然而，锤声余韵飘过大洋，却撞上了一堵熟悉的墙：近年来，类似剧情在中国亦不断上演。从跨省“仙人跳”团伙作案8起、敲诈23万余元，到情感纠纷中“事后反悔”式举报，诬告强奸正成为一些人手中的情绪武器、利益工具乃至报复砝码。李某案在英国之所以反转，关键证据是那段意外录音。但倘若没有录音呢？倘若这只是“她说的”对抗“他说的”，结局又会如何？在不少司法环境中，强奸案的审判常陷入“口供中心主义”困局。尤其当双方存在情感纠葛、证据模糊时，单方指控就可能启动一场足以摧毁另一方职业生涯、社会名誉的司法程序。中国的司法实践虽强调客观证据，但现实中，部分案件仍存在“报案即立案，女方陈述即重点”的倾向。2021-2023年横跨5省8地的李某某团伙“仙人跳”案，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以自愿性关系为饵，随后以报警强奸相威胁，屡屡得手。背后逻辑残酷而简单：在性侵指控面前，被控者常陷入“自证清白”的绝望，而舆论的预设性谴责，更让“无罪推定”原则在道德法庭上提前死刑。于是，“约会恐慌”悄然蔓延。当一段亲密关系可能随时变为刑事指控，当一次争吵可能招来强奸罪名，男性开始习惯在亲密行为前录音、保留聊天记录，甚至避免单独约会。这并非被害妄想，而是司法实践与舆论场共同书写的风险社会脚本：当指控成本过低，而自证成本过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成了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