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竺可桢考上中学，和胡适是同学，有一天，胡适当众挖苦竺可桢，“小矮子，我看你活不过20岁。”没想到，竺可桢22岁又遇到胡适，胡适还嘴硬，“你活不过60岁，你要是活过60岁，我在你寿宴上给你磕三个响头。” 那一年，上海澄衷学堂来了两个少年。一个叫胡适，那会儿也就十四五岁，但这人那是出了名的早熟，文章写得好，口才更是一绝，在学校里属于那种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另一个叫竺可桢，比胡适大一岁，但看着完全不一样。竺可桢这孩子，个头矮小，面黄肌瘦，甚至有点“豆芽菜”的既视感，性格又内向，整天就知道闷头读书。 青春期的男孩子嘛，嘴上都没个把门的。有一天，胡适看着弱不禁风的竺可桢，随口就开了个玩笑：“就你这身子骨，我看很难活过20岁啊。” 这话放在今天，那是妥妥的霸凌，但在那个年代，人均寿命本来就低，肺结核、伤寒随便来个病就能要了命。胡适这话，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少年心性的口无遮拦，甚至带着点当时社会对“病夫”的普遍悲观。 若是换做别人，听了这话可能就自暴自弃，或者当场跟胡适干一架了。 但竺可桢不一样。这哥们儿骨子里有一股狠劲，一种近乎科学实验般的理性。 他没恼，也没骂回去，而是把这句话当成了一个“预警信号”。他心里想的是：你说我不行？那我就用数据和行动来证明那个概率是错的。 从那以后，竺可桢就开始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身体保卫战”。 竺可桢那时候是真练。早起跑步、做操、舞剑，风雨无阻。他把锻炼身体当成了一门严谨的课程来修。这也为他后来能够通过庚子赔款奖学金的体检，去美国留学打下了底子。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了这么一段话： “今日在《参考消息》上载廿四日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以心脏病去世。胡与我是五十年前‘澄衷’同班同学，他曾告人说我活不到二十岁，因我的体质极为孱弱。” 这是两人关于“寿命”话题唯一的真实记录。而且竺可桢写得很平静，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气，更多的是一种对故人的追忆，以及对命运无常的感叹：当年那个被预言活不过20岁的“病秧子”还在，而那个意气风发的预言家，却先一步走了。 但这故事真正的内核，不在于谁活得长，而在于竺可桢是怎么活的。 如果说胡适的一生是“天才的挥洒”，那竺可桢的一生就是“毅力的苦行”。 竺可桢这辈子，真正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他记日记，不是记流水账，那是真正的气象科学记录。从1936年到1974年，整整38年，他留下了大约800万字的日记。 这800万字里，藏着一个惊人的细节。 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战西迁路上，还是在后来身居高位的繁忙工作中，他每天都要记录当天的气温、风向、风力、气压。哪怕是到了晚年，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手抖得厉害，他依然坚持记录。 抗战时期，他带着浙江大学举校西迁。那是一段什么日子？流离失所，也就是个好听的词儿。 实际上是一路逃难，一路办学。就在这期间，竺可桢遭受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他的结发妻子张侠魂和次子竺衡，因为染上疟疾，在迁徙途中相继离世。 这种痛，搁一般人身上早垮了。但竺可桢硬是扛了下来。他把所有的悲痛都化作了对工作的执着。他不仅保住了浙大的元气，让它成为了“东方剑桥”，还亲手搭建起了中国近代气象学的框架。 他就像他研究的气候一样，虽然有阴晴圆缺，但总有一种恒定的规律在运行，不可撼动。 反观胡适，虽然才情盖世，但在生活习惯上，确实不如竺可桢自律。胡适爱抽烟，爱喝酒，爱熬夜，应酬也多。这种生活方式，对于心脏来说，确实是个巨大的负担。1962年，胡适在酒会上猝然离世，享年71岁。 而竺可桢，这个当年的“小矮子”，一直活到了1974年，享年83岁。 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日记里工工整整地记下了当天的气象数据。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的日记里，有这么一句话，看得人特别想掉眼泪： “我从小身体就差，现已活到了83岁，何复所求？” 这句话，才是对当年那个“20岁诅咒”最有力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