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中将何文鼎是抗日英雄，解放战争时期又联合斐昌会率十万大军通电起义，可为何斐昌会享受起义将领待遇并得到重用提拔，而他却被关进功德林呢？ 何文鼎是陕西周至人，黄埔一期出身，早年从军经历比较典型，先在陕军混过，后来转到阎锡山部队。1929年那次中原大战前，高桂滋对部队缩编不满意，私下联系冯玉祥和阎锡山想反蒋，何文鼎把这事捅给了顾祝同，直接报到蒋介石那里。 这一下就让他在蒋眼里成了“忠诚可靠”的人，从此调到蒋的嫡系部队，步步高升，当过团长、师长。抗战打响后，他在潼关、芮城一线带陕西义勇军堵日军渡河，部队装备差，靠人命硬扛，守住了西北通道，后来在五原打得也狠，阵地战拖住日军，为傅作义收复五原帮了大忙。 1943年升中将，带第六十七军在内蒙古伊克昭盟跟日军和附逆蒙古武装周旋，一直到日本投降。抗日这块，他的表现确实算得上硬气，蒋介石也多次嘉奖过。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已经撑不住了，蒋介石跑到四川重建第七兵团，司令给裴昌会，中将副司令给何文鼎，还把实际调兵权交给何文鼎。这支部队本来就是拼凑起来的，散兵游勇多，新兵多，士气早就垮了，天天有人开小差。 解放军从秦岭、大巴山一路压过来，成都眼看保不住。12月下旬，何文鼎和裴昌会在德阳孝泉镇商量，觉得再打下去没意思，干脆起义。25日裴昌会先让所属部队就地停止抵抗，接着两人联名通电，十万左右官兵宣布起义。这事当时影响不小，新华社发了消息，蒋介石气得不行。 起义之后，裴昌会按起义将领待遇走，很快得到安排，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新政权里继续有位置，算是正常安置。何文鼎一开始也进了成都，住在实业街，贺龙接见过他，肯定过他的贡献。 但没过多久，1950年10月他就被隔离审查，1951年2月正式逮捕，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起来，成了唯一一个起义后还被定成战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差别出在哪儿呢？主要还是1947年那段历史账。胡宗南部队占了延安后，何文鼎当整编十七师师长兼延安警备司令。那段时间，他手下大肆征粮拉夫，强拿百姓粮食，抓壮丁，沿街贴反共标语，攻击共产党和新四军。一些公开支持共产党的群众被抓被打，手段很重，当地老百姓积怨很深。 解放后，延安一带群众反映强烈，这些事被定性为严重罪行。起义虽然有功，但过去的事功过相抵不了，罪责太大。加上起义后他态度没彻底转过来，曾给胡宗南发过密电，让对方“观察时局，见机行事”，被捕后还用暗语跟旧部联系，试图转移武器。这些行为让组织认定他反复无常，起义动机不纯，功劳抵不过罪过。 在功德林关了十年，1961年12月第三批特赦放出来。出来后先回周至老家帮生产队看庄稼，后来按政策安排到西安东关一家民办剪刀厂当工人，干体力活，剪刀生产线上打磨、组装。生活条件一般，工资不高，1966年厂子合并到北关纱厂街，他还在车间干活。 1968年5月19日，重庆来人外调他历史问题，第二天他在厂厕所旁用剃刀自杀了。工友凑钱火化，骨灰送回周至老家。裴昌会那边就正常多了，继续在新政权任职，参与工作，一直到晚年。 何文鼎这辈子几次站队都选了当时看起来最有利的路：先告密换信任，爬到高位；国民党垮台时果断起义，想把旧账抹平。但最后因为过去在延安干的事，加上起义后没彻底跟旧势力切割，被认定功不抵罪，走上另一条路。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撤销战犯身份，改认起义人员，1989年子女修墓立碑，侯镜如、郑洞国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