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市委办公楼的一间屋子里，有个人死死盯着桌上的一部红色电话机，整整一天连姿势都没怎么变过。这个人手里攥着首都两千万人的安危... 这位在电话机旁守了一整天的老人，就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 提起丁国钰这个名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陌生，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老人家是安徽金寨人，那地方出了名的盛产将军，他也不例外，13岁就跟着红军队伍走了，那是真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革命。 他这一辈子打过游击，走过长征，还跟着红四方面军吃过草根树皮。建国后转身搞起了外交，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当过大使，甚至还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国人面对面谈判过。 1976年的北京，实在太难了，三位伟人相继离世，唐山又遭了大地震，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再加上“四人帮”那伙人上蹿下跳，整个北京城都动荡不安。 就在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10月初，一个绝密的指令悄悄下达了。 那天晚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把丁国钰和倪志福叫到了一起。吴德没绕弯子，直接透了个底：中央要对那几个人动手了。这事儿太大了，一旦走漏风声，或者抓捕过程中出了岔子，那几个人在上海、在北京的死党要是搞起武装暴动，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候，吴德给丁国钰派了个特殊的活儿。他不需要去怀仁堂抓人，也不需要带兵上街，他的任务听着简单，实则很重要—死守市委，控制通讯。 说白了，只要丁国钰坐镇在电话机旁，就能保证北京市委跟下面各个区县、工厂、卫戍部队的联系都在掌控之中。 要是那几个人想调动民兵搞乱子，丁国钰就是那道过不去的关卡；要是外头真乱了，他也得第一时间启动预案把局势压住。 时间来到了10月6日。 一大清早，他就进了市委办公楼的三层办公室，反手就把门给反锁了。他把秘书叫进来，让人把桌上那些日常的文件统统搬走，只留下一部红色的保密电话。 他对秘书说得很坚决，今天谁也不见，什么会也不开，就在这儿等一个电话。 那时候桌角放着一包埃及茶叶，那是他前一年搞外交活动时人家送的，平时都舍不得喝。那天他特意把这包茶拿出来，像是给自己找点心理寄托。 茶泡好了，热气腾腾的，可他一口没顾上喝，眼睛一直盯着电话。 丁国钰坐在椅子上，脑子里却像过电影一样。他想起了当年在朝鲜板门店谈判的时候，跟美国人就在谈判桌上干耗着，一耗就是700多天。 那时候是跟外国人斗心眼，比谁更沉得住气；现在倒好，是在跟自家的命运时刻较劲。当年的历练这时候全派上用场了，他心里明白，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慌，心跳哪怕快一拍都可能坏事。 中午秘书送饭进来，看见领导脸色凝重得吓人，饭菜放下就赶紧退出去了。隔壁办公室的倪志福也是坐立难安，时不时通过内部线路跟丁国钰通个气，俩人也没废话，确认一句“没动静”就挂了。 这“没动静”三个字，在那天就是最好的消息。 你想想，如果电话响个不停，那说明底下的区县、民兵组织可能接到了“四人帮”余党的指令，或者哪里已经乱套了。 电话不响，说明社会面上还是一片太平，老百姓还在过日子，工厂还在上班，那帮坏人还没来得及行动。丁国钰硬生生坐到了天黑。 丁国钰给那杯早就凉透了的茶续了点水，心里估摸着时间。按照计划，中南海怀仁堂那边应该已经动手了。 这时候是最凶险的，成败就在一瞬间。如果那边没得手，或者消息泄露了，这红电话马上就会变成响起。 这种等待，比他在战场上还要煎熬。 终于，到了夜里10点左右，那部红色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丁国钰手没抖，一把抓起听筒。 电话那头传来了吴德的声音，就说了一句：“事情结束了，人都控制住了。” 指的就是那四个人已经被顺利抓捕。丁国钰深吸了一口气，对着话筒回了一句：“北京这边一切正常，请中央放心。” 放下电话的那一刻，丁国钰觉得浑身的骨头架子都松了。他站起身，走到窗户边上推开窗。 虽然是10月份了，外头的风吹进来还是带着一股凉意，但他觉得这就跟春风似的舒服。 这时候倪志福也推门进来了，俩大老爷们对视了一眼，谁也没说话，但谁都懂对方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丁国钰端起那杯凉茶，一饮而尽。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你可能会觉得，丁国钰也没干啥惊天动地的事儿啊，不就是接个电话吗？其实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正是因为他像根定海神针一样扎在市委，切断了那伙人跟外界的一切联络可能，才让那场抓捕行动没有引起任何社会动荡。 资料里说得明白，那天北京城“没有放一枪一弹，没有调动一兵一卒”，就这么把天大的事儿给办了。 丁国钰活了99岁，2015年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