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豫陕鄂军区第三军分区的部队解放了伊阳县，两个月后，三军分区干部范钦周、马鸿杰在蔡店建立区公所，范钦周任区长，马鸿杰任区干队长。先后在黄兑、冷铺、布岭、蔡店等地开展斗地主恶霸、减租减息的农民翻身运动。镇压了恶霸马三俊，打倒了恶霸马九平，其余恶霸纷纷逃窜，各地相继建立了农会和贫民团。 枪杆子赶走了旧政权，可真正的“换天”，是从范钦周和马鸿杰踏进蔡店才开始的。那日子，天冷得哈气成霜，两个穿着灰布军装的干部，带着不多几个人，找间空房挂上“区公所”的木牌子，这新世道的架子就算搭起来了。老百姓远远看着，心里直打鼓：这能成吗？国民党、土匪、恶霸，这些年你方唱罢我登场，谁来了不是刮一层地皮？这些个“同志”，看着面善，可真能替咱穷苦人做主？ 怀疑不是没道理。伊阳这地方，山多沟深，几百年了，都是马家、刘家几个大户说了算。马三俊为啥叫“恶霸”？那可不光是地多。私设公堂、抓丁拉夫，看谁家媳妇俊都能生出由头欺上门。佃户交租，用的是特制的大斗，平白多出一两成；还不上债，直接拉人顶工，跟卖身为奴没啥两样。农民不是没反抗过，可人家有枪有团丁，上头还有人，告状？状纸还没出县城，命可能就没了。日子久了，很多人心里那把火，憋得只剩一点将熄的灰烬。 范钦周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灰烬重新吹燃。他们不开大会讲空道理，而是揣着笔记本，钻进最破的茅草屋，蹲在灶火边跟老汉聊天，帮寡妇挑水。农民起初不敢讲，怕“同志”们待不长，走了自己遭殃。干部们也不急，今天问收成，明天问孩子，东家一句西家一句，把马三俊、马九平这帮人怎么放高利贷、怎么霸占田产、手上沾了几条人命的烂账，一笔一笔都摸清楚了。这叫“访苦”，访的是苦处，点的是心火。 火候到了，斗争大会就开了。那场面，一辈子忘不了。在打谷场上，以前都是地主来收租的地方。第一个上台的是个姓张的老汉，给马三俊当了大半辈子长工，腿就是被他打瘸的。老汉起初声音发颤，说着说着，想起饿死的娘，被抢走的闺女，声音变成了嚎哭，抓起脚上的破鞋就要往台上砸。 这一下，人群里压了几十年的苦水全决堤了。一个接一个上台，血泪控诉，桩桩件件，都是人命债。马三俊起初还梗着脖子，等到群情激愤，拳头如林，他那嚣张气焰才彻底垮掉。人民政府依据法律和民意，将这个血债累累的恶霸判处死刑，当场执行。枪声一响，很多人愣住了，随后是震天的哭声和欢呼——原来，天真的会亮！ 镇压马三俊，打倒了马九平，效果立竿见影。剩下的恶霸吓得魂飞魄散，能跑的连夜就跑。他们一跑，压在农民头上的石板“轰”一声就被掀开了。紧接着，“减租减息”的政策才真正落了地。以前交五斗租？现在按政策最多三斗。以前利滚利的“阎王债”？现在政府主持重算，超出的一笔勾销。农民第一次发现，地里打下的粮食，大部分能搬回自己家，那种实实在在的饱腹感，比什么口号都管用。 农会和贫民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建立起来了。这不是上头指派的，是农民自己选出来的。选谁？就选那些访苦时敢说话的，斗争会上冲在前头的。这些泥腿子掌了权，管着分田地、评阶级、组织生产。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农，胸前别着农会代表的红布条，说起话来腰板挺得笔直。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第一次有了“当家作主”的实感。他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防止逃跑的恶霸反扑，也互相帮着搞生产。乡村的权力结构，从根子上被颠倒了。 这段历史如今看来，是教科书上“土地改革”的章节。可对当时的伊阳农民而言，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翻身”。它不是温文尔雅的社会改良，而是伴随着枪声、控诉、清算的激烈革命。 它彻底打碎了盘踞乡村的封建堡垒，把土地、尊严和权力还给了最底层的人。当然，运动如此迅猛，后期在某些地区也难免出现过激和扩大化的偏差，这是历史的另一面复杂性。但在1947年冬天的伊阳，当范钦周、马鸿杰点燃那第一把火时，他们给予无数张老汉的，是一个能挺直腰杆活下去的新世界。这或许就是“解放”二字，最具体、最滚烫的含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