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2026年达沃斯论坛上有一句讲话，振聋发聩，引人深思，他是这样说的：“西方不能大规模引进外来文化，这些外来文化从未成功建立过属于自己的繁荣社会”。 是的，不同地域的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先进的文化能够引导那个地方的人们不断的探索前进、繁荣发展，而落后的文化只能使那里的人们失去前进的动力，贫穷和哀败。 特朗普接着说：“我们竟然从索马里引进移民，索马里是一个失败国家，甚至不算一个国家，它没有警察，没有政府”。 这个东非国家过去二十年换了20多个政府，连基础的水利系统都没建成，游牧文化里的部落血亲纽带，在现代城市治理中反而成了枷锁。 2010年索马里饥荒时，欧洲接收的5万移民中，73%的人十年后仍依赖救济金，斯德哥尔摩的索马里社区犯罪率是全国平均的4倍。 不是这些人天生懒惰，而是他们的文化里缺乏与工业社会对接的“接口”——当草原上的骆驼商队突然被扔进流水线车间，当部落长老的权威遇上法律条文，文化基因的“排异反应”就会显现。 历史上成功的移民，从来都是“文化嫁接”的高手。湖广填四川时，客家人把崇文重教的传统刻进族谱，在荣昌建书院、办团练，硬是在异乡复刻出耕读传家的模式。 他们的祠堂里供着“中原先祖”，田里种着从福建带来的苎麻，这种“文化平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农耕文明的底层逻辑（春播秋收、聚族而居）与四川盆地的自然条件高度契合。 今天荣昌的安富陶、荣昌猪，都是移民文化与当地资源碰撞的火花。试想，如果当年迁来的是游牧民族，怕是连梯田都不会修，更别说发展出三大非遗了。 特朗普提到的“失败国家”，本质是文化系统无法支撑现代社会的运转。索马里的骆驼奶交易靠口头契约，而西方的金融系统需要征信记录；他们的部落议事会解决纠纷，而现代法治需要陪审团和律师。 这种差异不是道德优劣，而是文明演进的阶段不同。就像蒙古西征时，欧洲人最初连火药都不会用，直到学会用它铸造大炮，才催生了民族国家——但这个过程用了整整两百年。如果现在把索马里的部落文化直接植入欧洲，就像让中世纪的骑士突然开战斗机，只会导致系统崩溃。 再看美国自己的移民史，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刚来时也被歧视“劣等民族”，但他们的天主教文化好歹有成熟的社区组织、手工业传统，能在东北部的工厂里找到位置。 而索马里移民带来的，是连基础产权概念都模糊的游牧文化——2015年明尼阿波利斯的索马里社区，30%的家庭没有银行账户，62%的青少年辍学，这种文化断层不是靠福利就能填补的。就像荣昌的客家人，如果当年只带着长矛弓箭来，而不是麻种和族谱，怕是早就消失在历史里了。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回答当下的生存问题。荣昌的客家移民能把荒山变成麻田，因为他们的文化里有“靠山吃山”的智慧；索马里的游牧文化在草原上是生存之道，但在钢筋森林里却成了困境。不是说这些文化天生落后，而是它们需要与新环境的“磨合期”。 当一个文化连基本的粮食生产、社会治安都无法保障（索马里2025年粮食自给率仅32%，首都摩加迪沙每天发生3起以上武装冲突），这样的移民群体很难像当年的客家人那样，为新家园创造价值。 特朗普的话糙理不糙：引进移民不是做慈善，而是要看他们的文化能否“落地生根”。 湖广填四川的成功，是因为移民带来了“能种地、能读书、能做生意”的完整文化系统；而今天某些失败国家的移民，带来的可能只是碎片化的生存技能，甚至是与现代社会相悖的习俗。 就像荣昌的陶工，如果只学了捏泥巴的手艺，却没学会烧窑的火候，终究成不了名陶。文化的繁荣，从来都是“适者生存”的结果，强求嫁接，只会开出不结果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