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平型关，八路军大捷的同一天，一支1500人的晋绥军部队在几公里外全团覆没，至今埋骨荒山，无人知晓。 1937年9月25号这一天，大家都记住了平型关大捷，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几公里外的鹞子涧，还有一支部队正打得异常惨烈。 当时八路军115师打赢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而另一边，晋绥军的一千五百名战士却陷入了苦战，他们整整打了四天四夜，最后整个团几乎全部牺牲，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这支部队是晋绥军第61军72师的434团，1937年8月，李服膺奉命死守天镇，跟日军血拼了十天。 打到第五天，阵地基本被炸平了，战士们只能躲在弹坑里，靠扔手榴弹、拼刺刀硬扛，光是425团就打得只剩六百人，九个连长里三死五伤。 李服膺连着发了十八封电报请求支援，但一直没等到援兵，后来阎锡山发来电报说可以“看情况撤退”，他就带着部队撤了。没想到一个月后，阎锡山翻脸不认账，说他“擅自撤退”。 李服膺当场拿出电报作证，阎锡山脸色都变了，却冷冰冰丢下一句：“你的家人，我会照顾。” 第二天，李服膺就被枪决了。他是抗战以来第一个被处决的军长。 消息传回部队，所有人都又气又悲，434团之前没参加大同会战，已经被不少人骂“怕死”，现在军长冤死，整个团更是背上了“逃兵”的骂名。 团长程继贤那会儿才27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从那之后，434团一次次主动请战——他们就想用一场死战，洗刷这份耻辱。 1937年9月25号凌晨，434团终于接到命令，开往平型关前线，其实整个平型关战役打了一个星期，参战的国民党军队有六七万人，八路军负责打埋伏、切后路，晋绥军则是正面硬扛、死守阵地，两边互相配合，都很关键。 434团守的鹞子涧，是平型关西边的咽喉要道，日军玩命也要拿下这里，程继贤带着部队冲得特别猛，先救出了被围的友军，又一举夺下鹞子涧、六郎城和1930高地。 战报上写得很清楚：434团成功切断了日军的南北联系，在局部占了上风，程继贤还派人翻山越岭和八路军取得了联系，眼看就能合力包围日军。 可意外发生了——负责侧翼掩护的71师误判敌情，连夜悄悄撤了，连声招呼都没打。 天一亮，434团一下子成了孤军，退路全被日军切断，程继贤没有后退，带着战士们死守了四天四夜，9月28号，团城口阵地失守，日军从南北两边夹击过来。 程继贤和两个营长各带一队人，亲自拎着手榴弹冲进敌群肉搏，据《陆军六十一军八年抗战史实》记载，那一仗“反复冲杀，毙敌无数，尸体漫山遍野，山河变色”，程继贤身受重伤，最后喊著口号举枪自尽，两个营长和所有战士全部战死，没有一个活着退下来。 只有派去六郎城执行任务的一百多人侥幸活了下来，整整一千五百人的团，就这么打光了， 七十多年后，一位叫周锡奎的老兵联系上了志愿者。 他1919年出生，当年是434团一营的侦察兵，也是鹞子涧那一仗的幸存者之一，老人哭着说，团长和一千多个战友至今还躺在鹞子涧的山沟里，没有碑、没有名，几乎没人记得。 他晚年只有两个心愿：一是给战友们立个碑，二是自己死后也葬在鹞子涧，永远陪着他的兄弟们。 2019年，志愿者终于在鹞子涧村的山上立起了一座纪念碑，这不是政府立的，是民间自发筹钱建的，志愿者们几经周折，也找到了程继贤团长唯一存世的照片。 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他的女儿程慧云，老人捧着父亲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父亲牺牲时才27岁——那时候，她才是个还在吃奶的娃娃。 当志愿者拿出当年被434团围困的日军大队长尾家刢的照片时，周锡奎老人表情平静，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想，现在我们也许能做朋友了吧。” 记住历史，不是为了一直恨下去，而是为了让后人明白，和平真的来得不容易。 英雄的气概，千年之后仍然让人敬畏，那些长眠在荒山野岭中、连名字都没留下的烈士们，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永远记得。 参考信息： 《陆军六十一军八年抗战史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