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湖南，一名机枪手因伤掉队，为躲避日军，他和副手绕道山路，这时突然传来奇怪声音，他探头一看，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只见一群日军正在空地上吃饭，足足有 100 多人！怎么办？副手问他。他一咬牙：干！ 曾岳峰出生在湖南汉寿县一个偏僻村庄，家里世代务农，日子过得紧巴巴。1943年常德会战爆发，日军烧杀抢掠，他的家乡也遭殃。那年他16岁，听说部队在征兵，就下定决心参军。母亲起初死活不同意，他直接拿农药瓶威胁，最后在族长劝说下才松口。8月23日，他走进常德新兵训导团，从最基本的队列训练开始。年底分到第74军58师174团2营5连，起初拿步枪，后来因为连队缺机枪手，他接手捷克式轻机枪。枪重，射击后坐力大，他每天练到肩膀发麻，手上全是老茧。 1944年青树坪战斗，他第一次真正面对日军。阵地设在丘陵，敌人成群冲上来，他架枪扫射，当场打死30多名日军。那次战斗让他从新兵变成老兵，之后又参加了益阳阻击战、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每次作战，他都负责压制火力点，枪管打红了就用湿布裹着继续射。1945年初，他的机枪换成加拿大“三零三”轻机枪，射速快，弹夹30发，火力更猛。他和副射手陈百川搭档，陈百川四川人，比他大几岁，两人从衡阳撤退后一起行动，配合越来越默契。 雪峰山会战打到5月中旬，第74军58师奉命追歼向洞口逃窜的日军。5月23日抢渡湘江时，曾岳峰右膝弯被弹片炸伤，伤口深可见骨，行动严重受限。主力部队急行军，他跟不上，只能和陈百川就地隐蔽。两人商量后决定绕小路走，避开日军大队人马。白天躲藏，晚上赶路，身上只剩10多个弹匣，总共300多发子弹。这点弹药在正常战斗中都不够用，更别说遭遇大股敌人。 绕道山区第三天傍晚，他们进入一片密林。林子边缘传来锅碗声和日语交谈，两人靠近观察，发现山谷空地上驻扎一支日军骑兵队伍。士兵超过100人，正在围锅吃饭。饭菜是从附近村庄抢来的腊肉，香味飘得很远。战马拴在树边，武器架在三十米外，摆放整齐。两人清点弹药，意识到火力对比极端悬殊。日军人数是他们的几十倍，武器也占绝对优势。正常情况下，掉队士兵遇到这种局面只会选择继续躲避。 曾岳峰看到日军腰间别着的铜烟杆，和他村里老人那根一模一样。那是日军烧房子抢走的物品。两人商量片刻，决定发起攻击。他们移动到上风口岩石后，利用地势隐蔽。下午5点17分，曾岳峰瞄准一名日军军官，三发点射将其击毙。枪声一响，日军立刻陷入混乱。军官倒地后，士兵四散奔逃，有人冲向武器架，有人趴进排水沟。受惊的战马乱撞，冲散了日军重机枪阵地。 曾岳峰扣动扳机，长点射覆盖武器架方向，打倒多名试图拿枪的士兵。陈百川负责递弹夹，同时封锁小路。两人每射击一阵就换位置，先到左侧坡地，再移到右侧灌木丛，最后回到高点。战斗持续20多分钟，日军踢翻煤油炉，引燃弹药箱，爆炸接连发生。日军损失惨重，阵亡27人，战马损失13匹，整个部队行军计划推迟两天。两人消耗掉大部分子弹，但自身毫发无伤。 撤离时，两人沿预定路线钻进密林。接下来的七天，他们昼伏夜行，靠干粮和山泉维持。途中多次听到日军搜索队声音，只能趴在草丛一动不动。第七天在溆浦县一条小河边，他们终于追上第74军58师。连长见到两人，先是愣住，然后安排他们归队。这次行动被记录进作战档案，但当时两人并不知道具体战果。 三个月后，芷江战役期间，陈百川在前沿阵地操作机枪时中弹阵亡。曾岳峰掩埋战友，从他身上取下一个刻有“还我河山”的铜弹壳，此后一直带在身上。抗战胜利后，曾岳峰退伍回乡。家乡田地荒废，他靠修锁、看门、打零工维持生活。日子清苦，但从不抱怨。晚年他住在湖南，91岁时接受档案馆采访，翻开旧照片，一件件讲当年事。老人记忆力惊人，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楚。 这场战斗规模不大，却发生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两个普通士兵，用一挺机枪和有限弹药，重创一支日军骑兵队。这种以少胜多的战例，在整个抗战史上并不少见。它反映出中国军人当时的装备条件极差，弹药补给经常跟不上，但依靠地形、战术和决心，依然能给敌人造成损失。日军在湖南烧杀抢掠，激起士兵强烈仇恨，这种仇恨转化成战场上的行动力。 曾岳峰和陈百川的经历，是无数普通中国士兵的缩影。他们没有高级指挥官的头衔，也没有特别的武器装备，却在绝境中选择主动出击。类似的故事在抗战后期反复出现，比如单兵伏击、夜袭据点、小队突袭运输线。这些行动虽然不能改变整体战局，却直接削弱了日军士气，延缓了他们的推进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