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陆小曼穷得揭不开锅，日本人带着1000大洋找上门儿，陆小曼故意打扮得邋里邋遢，穿的破破烂烂，打开门后咧开大嘴，露出已掉落了几颗的牙齿，日本人被吓了一跳，然后灰溜溜走了。 陆小曼没把门马上关上，她靠在门边喘了口气，扭头看了眼屋里那张掉漆的书桌，桌面上立着徐志摩的黑白照片。 灯光下，他的脸模糊不清。陆小曼咬了咬唇，转身回屋，轻手轻脚地把门栓插上。刚才那帮人，她一眼就认出来是特务打扮，穿得体面却眼神不善。 对方没提刊名，也没说用稿子干什么，只说“为国家和平做贡献”，但1000大洋送上来，意图就清楚得不能再清楚。 陆小曼不是不懂生活艰难，她靠变卖字画和旧藏度日，有时一个月吃不上两顿饱饭。牙疼起来整晚睡不着，却连看牙医的钱都没有。 可这笔钱，她不能拿。 1931年，徐志摩在济南附近空难身亡，陆小曼整整昏睡了三天。那时她还住在多伦路的旧宅，院里有藤架和樱花树，身边围着一圈文人朋友。 徐志摩一走，日子一下就断了线。 陆小曼没工作，没收入，只能靠旧识接济，慢慢变得沉默。她从前在文坛上写文章、办刊物、教画，后来画卖不动，文章也没人登，她就躲在屋里画山水，每一笔都带着心思。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成为“孤岛”，外界封锁，物价疯涨，文化圈人人自危。日本宪兵和傀儡势力开始拉拢文化人，想通过他们在报刊上发表亲日言论，影响民心。 当时不少人经不住压力，或为了生活妥协，或因信念动摇而倒向敌方。有人甚至公开办起亲日刊物，名字冠冕堂皇，实则内容媚日。 日方盯上陆小曼，不是一天两天。她是有名的“新月派名媛”，会写会画，还是徐志摩的遗孀。这个身份本身就带着影响力。 上海孤岛文学史中曾提到，日方文化宣传机构在1939年前后整理过一份“文化人士名单”，意图用以“联合宣传”，陆小曼就在其列。 那天上门的几人态度算是“和气”，嘴上说着“和平合作”，话说完了也没走，等着她松口。陆小曼故意咳了两声，挤出点气音说自己是个“乡下老婆子”，不识字也不会画，屋里乱七八糟，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那帮人眼看碰了钉子，临走前还站在门外小声议论，她听懂了日语里“骗人”两个字，心里发冷。 那晚她点起煤油灯，拿出信纸，一笔一画地写信给徐志摩，纸张薄透，落笔颤抖。信没写完，她放下笔，换上宣纸画了一幅西湖图。 西湖是他们曾经一起去过的地方，是她心里最后一块干净地。 文化人不是战士，手里没有枪，可他们有笔，有话。在那样的年代里，能不写假话，就是抗争。 1950年代，陆小曼被短暂聘为上海中国画院顾问。她依旧靠画维生，时常有人登门求画，留下几元稿费。她不再提往事，也不愿参加聚会。 很多人只记得她年轻时的风流，却忘了晚年的沉默和坚守。 守住一份气节，比拿起一支笔容易多了。但陆小曼选了难的那条路，默默走到底。那晚，她关上门靠在门板上流泪的模样，是那个时代文人最后的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