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那时的她还叫周素珍，父亲是当地声名显赫的造船商，在这个富足的家庭里，她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女儿，按着当时上流社会的剧本，她本该安稳地念几年书，然后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做阔太太。 可先生讲的那些事，像颗种子掉进了心里。她开始留意家里来往的客人。有天，父亲在客厅谈生意，她躲在门廊后，听见来客叹气：“青岛的事，怕是难了。”父亲沉默地抽着水烟，咕嘟咕嘟的声响在安静的厅堂里格外闷。 几天后，周素珍做了件自己都没想到的事。她找出母亲妆匣里一副没怎么戴过的金耳环，用帕子包了，趁下午母亲歇觉，溜出了家门。当铺的柜台很高，她踮着脚才把东西递上去。掌柜认得她是周家小姐，吓了一跳。她只小声说：“兑成钱，要现洋。” 她揣着用耳环换来的几块大洋，按照先生隐约提过的地址，找到了城南一条窄巷里的小报馆。报馆门面破旧，里面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正在油印机前忙活，满手都是黑墨。周素珍把大洋放在桌上，声音轻得像蚊子：“这个……给学生们，印报用。” 年轻人愣住了，推了推眼镜：“小姐，这……” “我叫周素珍。”她第一次对外人完整说出自己的名字，“我爹造船。他说，好船能扛风浪。”说完，她转身就跑，心快要跳出嗓子眼。 那天晚饭，母亲发现耳环少了一副，寻问起来。周素珍低着头扒饭，不敢吭声。父亲看了她一眼，忽然对母亲说：“兴许是丫头们收拾时放错了地方，再找找。”便不再提。 夜里，周素珍躺在床上，听见父亲的书房传来轻轻的踱步声，响了很久。 半个月后，父亲突然说要带她去船厂看看。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巨大的船坞里，龙骨已具雏形，像一头沉睡的巨兽。父亲指着未完工的船体，说：“素珍，你看，造一艘船，龙骨最关键。它藏在最底下，看不见，但没了它，再好的木头也拼不起一条能出海的船。” 江风很大，吹乱了她的头发。她忽然明白了父亲在说什么。 又过了一阵，家里来了位陌生的客人，与父亲在书房闭门谈了整个下午。客人走后，父亲把她叫到跟前，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不是钱，而是一封介绍信。“你先生提过，上海有个女子学堂，教算术、格物，也教新思想。”父亲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寻常事，“想去，就去看看。家里，不用惦记。” 周素珍接过信，信封很轻，拿在手里却沉甸甸的。她抬起头，看见父亲鬓角已有好些白头发。窗外，船厂的汽笛声悠长地响了起来，像一声遥远的呜咽，又像一声崭新的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