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我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于敏推开家门时，身上还带着戈壁滩的风沙味。 他把帆布挎包往墙角一放，目光扫过桌上摆着的咸菜窝头。 妻子孙玉芹正弯腰给孩子缝补磨破的裤子，线头在手里缠了又缠。 于敏走到她身边，声音比平时轻快几分。 “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 孙玉芹的手顿了一下，针扎在手指上，她抿了抿嘴唇没吭声。 过了几秒才抬头，脸上带着明显的诧异。 “哎呀！氢弹爆炸跟我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 这话不是抱怨，是实打实的难处。 家里的米缸见了底，还欠着邻居五块钱油盐钱。 孩子上学的作业本，都是用正面写完反面接着写。 于敏没接话，转身从挎包内侧的暗袋里掏出一沓钱。 崭新的十元票子，码得整整齐齐，递到妻子面前。 孙玉芹捏着钱的手抖了抖，数了数，足足一百多块。 她张了张嘴，想问钱的来路，又把话咽了回去。 这些年于敏总说“出差”，一走就是大半年。 街坊邻居问起，她只能说丈夫在外地做研究。 有人背地里议论，说他怕是犯了啥错被派去偏远地方。 孙玉芹不辩解，只是把家里的担子扛得更牢。 她不知道，1961年的那个下午，钱三强找到于敏的办公室。 桌上摆着美国核威慑的新闻简报，还有前苏联撕毁合作协议的文件。 国家要搞氢弹，要靠自己的力量搞出来。 于敏当时正埋首原子核理论研究，二话不说接下任务。 从那天起，他的名字就从公开的学术刊物上消失了。 保密规定白纸黑字：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研究团队挤在一间破旧的仓库里，三十多个人，几把计算尺，一块黑板。 没有外国资料可以参考，所有的数据都要靠手工演算。 计算机是稀罕物，每周只能用两个小时，还得是半夜。 演算的草稿纸，一麻袋一麻袋往仓库里堆，堆得比人还高。 1965年9月，于敏带着团队去了上海。 借了一台老式计算机，开启了“百日会战”。 一百天里，团队成员几乎没合过眼。 困了就趴在桌上眯十分钟，饿了就啃干粮喝凉水。 于敏累得晕倒过三次，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问演算结果。 同年11月，一套全新的氢弹构型方案被推算出来。 这个后来被称为“于敏构型”的方案，跳过了国外的技术弯路。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 爆炸当量12.2万吨，数据精准得惊人。 1967年4月，于敏跟着试验队伍进驻罗布泊。 戈壁滩的太阳晒得人脱皮，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 他和同事们一起检查氢弹部件，一遍又一遍核对数据。 6月17日上午，轰六飞机载着氢弹冲上蓝天。 2960米高空，氢弹准时爆炸。 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染红了半边天。 330万吨当量，比原子弹的威力大了两百多倍。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三个月。 苏联用了六年三个月，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 这个速度，震惊了全世界。 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到北京，于敏得到批准回家探亲。 他揣着补发的工资和科研补贴，心里盘算着给家人买点啥。 女儿上次说想吃烤鸭，说了好几个月。 他没告诉妻子自己是氢弹研制的核心人物。 没说那些在戈壁滩和实验室里熬的日日夜夜。 没说这个国家因为这颗氢弹，从此挺直了腰杆。 孙玉芹最终还是去买了烤鸭。 还买了半斤糖果，给孩子扯了一尺花布做新衣裳。 晚饭时，烤鸭的香味飘满了小屋子。 女儿啃着鸭腿，吃得满嘴流油。 于敏看着孩子的笑脸，又看了看妻子，慢慢夹起一块鸭肉。 他没多说一句话，只是吃得格外香。 这顿烤鸭，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补偿。 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承诺。 更是一群隐姓埋名的科研人，献给国家和家人的礼物。 此后的许多年，于敏依旧坚守在核科研岗位上。 他的名字，直到多年后才被公开。 他的故事，直到很久以后才被人知晓。 但那顿烤鸭的香味，一直留在这个家庭的记忆里。 留在那个山河无恙、家国富强的时代里。 参考信息：《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人民网·2025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