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饰演潘金莲的廖学秋因为拍戏，和老公分别了六个月，她归心似箭，往家赶，想给丈夫一个惊喜，回到家后，就看到自己床上睡着另外一个女人，没有大吵大闹，只说了一句话：“把被子还给我。” 片场休息间隙，廖学秋打开专属道具箱。 里面没有名贵饰品，只有几样旧物整齐码放。 一枚磨平棱角的铜顶针，半块泛黄的肥皂，还有个褪色的布包。 布包里裹着的，是母亲廖静秋当年唱戏用的一片水袖残片。 助理递来保温杯，她指尖摩挲着铜顶针，思绪飘回四十年前。 2018年，她在《正阳门下小女人》剧组拍戏。 剧中一场离婚戏的道具，是一床大红缎面棉被。 当道具被抬进片场时，她突然驻足，眼眶泛红。 这场景，像极了1979年那个让她心碎的傍晚。 那天她刚从上海拍完《车水马龙》归来，行李还没放下。 推开家门，客厅的八仙桌上，摆着陌生女人的发夹。 卧室里的动静让她浑身发冷，她没进门，转身坐在了门槛上。 直到丈夫出来，她才缓缓站起，声音没带一丝波澜。 “离婚吧，我只要母亲留下的那床红被。” 没人知道，说出这句话时，她手心的铜顶针已攥出了汗。 这枚顶针是保姆姆妈送她的，陪她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离婚后，她租住在成都老巷的阁楼里，月租十五块。 阁楼漏雨，她就用塑料布糊在屋顶，墙角摆上接水盆。 每天天不亮，她就拿着铜顶针帮邻居缝补衣物换粮食。 半块肥皂她能用上一个月，洗脸洗衣都省着来。 最困难时，她连续三天只靠米汤果腹，却从没向人诉苦。 有次去剧组试戏，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还缝着补丁。 导演见她眼神清亮，试戏时情绪收放自如，当场定下了角色。 拍戏间隙，别人休息聊天，她就躲在角落练习台词。 饿了就啃自带的干馒头，渴了就喝剧组的免费热水。 这份坚韧，早在童年就已埋下种子。 1958年，四岁的她还不明白“死亡”的意义。 只记得母亲走后，家里的红木衣柜空了大半。 保姆姆妈常抱着她看母亲主演的《杜十娘》胶片。 银幕上母亲的水袖翻飞，她就伸手去抓，却只抓到一片光影。 姆妈告诉她，母亲是川剧界的大角儿，唱红过整个成都。 后来她才知晓，母亲出身贫寒，十岁进戏班，靠勤学苦练成名。 即便确诊癌症晚期，拍摄《杜十娘》时依旧拒绝替身。 母亲的敬业与倔强，成了她无形的榜样。 母亲留下的生活费莫名消失后，她的童年充满了窘迫。 冬天没有棉衣，她就把姆妈的旧棉袄改小了穿。 买不起文具，她就用烧黑的木炭在地上写字。 1969年，下乡的浪潮席卷而来，她主动把参军名额让给哥哥。 川北农村的日子苦不堪言，她却快速适应了下来。 跟着村民学种玉米、摘棉花，手上磨出的茧子一层叠一层。 晚上没事时，她就给村民唱川剧，用歌声换几个红薯。 这段经历，让她学会了在苦难中寻找生机。 1974年，她凭借出色的唱功进入县文工团。 少不更事的她，渴望有个安稳的家，很快与团里的乐手相恋。 怀孕生子后，她以为找到了幸福的归宿。 可丈夫的懒惰与不负责任，让这段婚姻充满了争吵。 直到母亲的故友徐滔寻来，给了她去上海试戏的机会。 这是她改变命运的契机，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 刚出月子的她，把孩子托付给姆妈，独自赶往上海。 试戏时，她凭借对角色的深刻理解，顺利拿下角色。 拍摄期间，她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演戏上。 她以为熬出头就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却迎来了婚姻的背叛。 离婚后的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演艺事业上。 拍摄《山菊花》时，有一场淋雨的戏，她坚持不用替身。 深秋的雨水冰冷刺骨，她在雨里站了三个多小时。 拍完戏后高烧不退，她却只是休息了一天就重返片场。 有次拍摄武打戏，她不小心从高处摔下来，腿骨裂了。 医生建议她卧床休息三个月，可她只休息了一个月就拄着拐杖拍戏。 剧组的人都劝她别这么拼，她却说：“角色等不起。” 凭借这份拼劲，她在演艺圈站稳了脚跟。 生活中的她，依旧保持着节俭的习惯。 衣服破了就自己缝补，买菜时会和摊主讨价还价。 她把节省下来的钱，一部分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一部分用来整理母亲的演艺资料，传承川剧文化。 她还加入了川剧保护协会，经常去学校普及川剧知识。 如今的廖学秋，已经年过七旬，却依旧活跃在影视圈。 她早已走出了婚姻的阴影，与孩子的关系也十分融洽。 回望这一生，她经历了丧母之痛、婚姻破裂之苦。 但她从未被苦难打倒，反而在苦难中不断成长。 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坚韧，什么是传承。 主要信源：（南方娱乐网——“中国第一寡妇”廖学秋：4岁失去父母，25岁离婚，69岁孤身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