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荣光华夷之辩，栽倒在两种人手里去了，要拨乱反正反儒的人其实都是很反动的，无论

儒家荣光华夷之辩，栽倒在两种人手里去了，要拨乱反正反儒的人其实都是很反动的，无论是孔孟还是程朱，我不管怎么去读他们的文字，也没看出来怎么控制和约束老百姓的，我觉得老百姓是没有资格被约束的，因为这都属于道德层面的东西，类似于现在法律之外的党章，有一种清教徒式自律。搁古代，每一个朝代都有法律的，那才是对老百姓行为的规范，对于普通民众，道德层面也仅仅是倡导男子对家的责任，女的要有妇德，然后在一起生孩子，就是对国家贡献了！儒家学说，其实都是对君王士大夫们的约束，然后里面的华夷之辩也描述的非常正确。自古以来，儒家学说里面讲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人民主义”，对于族群矛盾，他用的是“华夷之辩”来解释的，也是让“夷”心服口服的。但是为什么有人要反儒，不是老百姓要反，恰恰是两种人要反，一种是不想被约束的精英们，另一种是得国不正的王朝。在清代，不想被约束的精英，得国不正的王朝，两个现象都集中在一起了，因此儒家荣光和华夷之辨都栽了，被他们曲解了之后，全套到老百姓头上去了，于是老百姓就受到了双重的压迫，一个是每个朝代都有的法律规范，另一个就是本来约束君王士大夫的儒学里的秩序规范，居然变成了约束老百姓的了！因此我觉得要拨乱反正，先讲什么是“人民主义”，其实这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核心精髓是一样的。肯定农民起义的价值，不是我们1949年之后才有的价值观，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从古代神话中的各种反抗，到司马迁写陈胜吴广，都是肯定其正面意义的，然后斥责统治者不仁。即使当朝人写当朝事，比如写张角，当时说是“黄巾之乱”，可能言语上称其为“寇匪”，但是写法上，“请大汉赴死”、“天下大吉、岁在甲子”等等词语，仍然是抱有同情的，然后反思当政者过失的，这种事发生多了，那么儒生就要请皇上写一篇小作文，叫“罪己诏”，然后告知天下，说对不起人民群众！那有人可能就疑惑了，你说正宗的儒家讲“人民主义”，如果不搞“民族主义”的话，那如何抵御蛮夷入侵呢？这里面就牵扯到“华夷之辩”了，夷狄的“民族主义”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我比你优秀，或者是我的种族比你的优秀，现在的西方的蛮夷还是这种思路，因此他们贩卖奴隶、以及搞原住民灭绝，一点心理负担或者道德负罪感都没有，因为我比你伟大，我比你文明啊！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对外可以勉强这么称呼，那对内真的有好处么？我认为未必。这种“民族主义”，对内一定会发展成“种姓制度”，因为外面得来的赃物惠及不到每一个人，必然同种族之内，就开始搞种姓，利用宗教等手段说理，让被奴役的人安分守己，像印度那样的，因此全世界的国家都喜欢印度，因为可以让被压迫者心甘情愿啊！而中国人讲的“民族主义”，就是华夷之辩的分水岭了，我们儒家学说里面根本不认可蛮夷的“民族主义”，我们讲的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因此你发现华夏王师一出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被动”的，我指的是针对周边的“夷”，现在也可以指国外的蛮夷，就是你待在家里好好耕种的时候，他过来抢你，抢你两三次，民族主义就觉醒了，就要出征灭你了！但物理上屠灭人口不多，如果愿意接受教化的，最后都归为了自己人。并不是说，进了华夏，那就是华夏人，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你放弃了你那种所谓的“民族主义”，认同我讲的，那才是自己人。因此我们要再三强调，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这是基于国家层面的大义，并不是说我这个族比你这个族优秀，或者说你这个族比我这个族优秀，如果秉承着这种思想，无论你是小族还是大族，都是危害国家的。有些小族群，喜欢抱团，他争取利益的方法，不是从“人民”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族群”的角度要利益，最后甚至发展到危害国家安全的角度，这种行为是要不得的，也是要被全国人民批判的！有人说，古代中原地区也打成一锅粥啊，这不是“华夷矛盾”，但是赢者你用“人民主义”也解释不通，应该是“法家”者赢吧，儒法一直都是不分家的啊，儒是用来约束君王士大夫的，统治阶层先遵守了儒，你才能调动民众遵守法，否则谁会听你的指挥啊，一般一个诸侯国去干另一个诸侯国的时候，说的都是“王师出征”，解放对方的人民的，你要赢，最起码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你的人民足够团结，另一个是对方的人民凝聚力不强。那么大一统之后，你只要不坚持“人民主义”，很快赢来的又会失去！可能有人讲了，你这岂不是对外“民族论”，对内“阶级论”嘛，跟现在人常说的是一回事嘛。我认为不完全是，现在很多人搞“民族论”，想的就是以前德国的那一套，搞到后来就开始抽象的反人类了，一开始的起因有可能有正当性，最后刹不住车了！我们讲的是“有仇报仇、有恩报恩”，因此假如我们灭了小日子，然后不再扩大到无冤无仇的国家，这就是一个正义行为，这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对内也不完全是“阶级论”，而是要放开胸襟，把“人民造反”当作一个常态，这样你才会把儒家学说拿来约束统治阶层，而不是约束人民。你像明朝末年那个时候，要救国家其实也非常简单，崇祯带着愿意跟他走的文官武将，然后加入李自成的队伍，推翻明朝赶走清军就可以了！当时的清军根本不是李自成的对手，李自成是被明军和清军联合绞杀的！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思路就完全是从国家和人民角度出发的，胸襟非常大，他说假如哪一天我们也变质了，我就带着愿意走的人，再回一次井冈山，自己造自己的反？你看看这格局！不要怕革命，革命是群众来督促自己进步的外在手段，如果不希望有革命，那先就要“自我革命”，古代王朝中期都有“自我革命”的，俗称“中兴”，但为啥还是最后亡了呢，因为怕革命，常常自我革命做了一次，就不做了，这个其实要年年做，甚至天天做！否则把儒家学说里面约束的那一套，全用在人民身上，最后必然迎来的是革命！我们一定对外讲清楚我们的民族观，那就是儒家的“恩仇论”，不能让人误以为我们是小绵羊，要告诉蛮夷，你要是惹了我，必定是复仇的，不存在原谅和放过的说法，这样别人才会重视你的说法，否则会当你放屁。对内呢，要讲人民主义，儒家学说那一套要多和资本家、精英、公职人员多讲，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是精英败坏，才导致衰亡的！有人讲，既然要约束他，那么精英就要反儒，怎么办？其实放手给群众监督即可，但是现在精英很坏，引进了西方法律，一个“名誉权”滥用，就让群众不敢监督了。我说的精英，并不单指什么官员，那些学者、企业老板等都是，现在他们用法务团队对付人民，那肯定不行，对于公众人物，他享受了巨大的利益，那他就必须曝光在阳光下，只要不是造谣，公众人物不存在有“名誉权”的事情。我们的道德文化，以及我们的法律体系，今后都要从传统中找出精华，匹配当下的国情，做一次梳理！有人讲，我们的传统全是糟粕，没有一个好的，那是因为全栽到清朝手里去了，就和现在的西方蛮夷一样，当年美国建国时候约束贵族的，现在全变成约束人民了。西方的现在，相当于我们当年的清朝，从他那儿学习不到啥好东西，礼失于世界而求诸于中国，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