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被判死刑的抗战老兵李师科，即将被押赴刑场。他换上了崭新的短袖衬衣，理了头发，由两名法警押往行刑地。他看起来有些瘦弱，神情淡漠，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李师科出生于1927年3月5日，在山东昌乐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长大。那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他10岁加入当地游击队，参与破坏日军补给线和偷袭行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编入国民党部队，继续参与国共内战，从山东战场转移到南方，最终1949年随部队撤到台湾。1959年因伤病退役后，他从事修车和开出租车等工作，生活陷入贫困。1982年，他实施杀警夺枪并抢劫银行的犯罪，导致被捕判死刑。这起案件在台湾社会引发关于退役军人待遇的讨论，并推动相关法律和安保措施的改进。 李师科早年经历抗日战争，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时，他目睹村庄被毁，加入游击队。在泰山和沂蒙山地区，他参与伏击日军巡逻队和破坏铁路补给。游击队利用地形优势，多次截断敌方运输线，他虽年幼但积极执行任务。抗战结束后，他没有返回家乡，而是被编入张天佐部队，后转入王耀武的正规军。在国共内战中，他从山东济南战役参与到淮海战役，部队南撤过程中经历多次战斗。1949年从海南岛撤退到台湾后，他继续服役至1959年退役。那时他32岁，身上多处伤疤影响健康。在台北，他先在修车行工作，处理车辆维修，后来开出租车维持生计。收入微薄导致生活困难，他租住简陋房屋，与邻居互动有限。 退役后的李师科面临经济压力，台湾经济快速发展但他未受益。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他尝试多种体力劳动，但伤病限制了就业机会。邻里关系中，他教小孩军训知识，但自身生活孤立无援。1982年4月14日，他先在台北金华路射杀警察李胜源，抢夺手枪。下午闯入台湾土地银行古亭分行，抢走531万新台币，并射伤副理林延湖。这起案件是台湾首例杀警夺枪抢银行事件，警方展开大规模搜捕。他躲藏23天，将部分赃款交给友人用于教育用途。5月7日被捕后，军事法庭于5月21日判处死刑，他未上诉。5月26日执行枪决。这事件暴露退役老兵的生存问题，许多类似军人面临贫困和医疗不足。 李师科的犯罪行为引发台湾社会对老兵福利的关注。政府在压力下推出住房补贴和职业培训，但实施效果有限。案件中，无辜出租车司机王迎先因相貌相似被捕遭受刑求，后跳桥自杀。这推动刑事诉讼法修正，增加被告辩护权保障，称为“王迎先条款”。银行安保从此加强，规定进门摘口罩和头盔，安装更多监控设备。李师科的抗战背景被媒体报道，部分民众表达同情，但犯罪事实不容辩解。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李师科》和《大盗李师科》，反映社会对老兵命运的反思。台北五天禅寺为其立雕像，引发争议。类似老兵问题在台湾持续存在，政府虽有政策调整，但实际改善缓慢。 抗日战争时期，李师科在游击队中积累作战经验，1940年代参与多次小型战斗。1945年后加入国民党军，他经历1946年山东解放区作战和1947年鲁南战役。部队装备落后，战斗激烈导致伤亡增多。撤退到台湾后，他驻守军营，执行日常训练。退役后经济困境加剧，1960年代台湾工业化进程中，他未获得技能培训。开出租车期间，他每日工作长时，但收入不稳。1982年犯罪前，他已55岁，健康恶化。抢银行过程中，他使用自制手枪和夺来的武器，行动迅速但最终被捕。法庭审判强调其罪行严重，判死刑执行迅速。社会讨论焦点转向老兵安置，指出补贴不足以覆盖生活成本。 李师科案件后，台湾司法系统审视刑求问题。王迎先事件暴露调查程序漏洞，立法院通过法律修正，确保律师介入调查阶段。金融机构调整安保协议，避免类似抢劫发生。媒体报道揭示老兵群体困境，许多从大陆撤台的军人面临身份认同和经济挑战。政府设立老兵荣民工程队，提供就业机会，但覆盖面有限。李师科的经历成为案例，提醒社会关注战争遗留问题。他的犯罪虽不可饶恕，但背景引发对公平性的思考。电影作品再现事件细节，观众通过银幕了解历史背景。禅寺雕像设立后，部分人参观表达敬意，但也有人批评混淆罪行与功绩。 国共内战中，李师科随部队从北方南下，参与1948年徐蚌会战。部队败退后，经海路撤离。抵达台湾初期，他适应新环境，参与防卫任务。1950年代伤病积累，导致退役。台北生活让他接触都市节奏，但贫困限制参与。邻居回忆他偶尔分享战场往事，但多保持沉默。1982年事件震惊全岛，警方悬赏200万新台币搜捕。他将赃款部分用于友人子女教育，显示复杂动机。被捕后供认事实，审判过程简短。枪决执行在安坑刑场，程序严格。案件推动老兵福利讨论，政府增加医疗补助，但执行中存在官僚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