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呸，狗汉奸，他咋还不死呢！”胡同口大爷大妈小声嘀咕。说的这狗汉奸不仅吃日本军粮还娶了日本女人当老婆。可如果没有这“狗汉奸”的8个字，就不会有台儿庄大捷... 这人就是夏文运。1905年出生在大连金州七顶山，他脑瓜子从小就聪明。小时候上学，老师还要翻书看，他张嘴就能背下来，记忆力好得吓人。 后来他去了大连中学，那时候大连满大街都是日本人，日语环境那是没得挑，他一边学日语，一边钻研法律历史，书读得都要烂了。 家里没啥钱，但这小子争气，二十出头就考上了公费留学，直接去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 1931年，他硕士毕业回国，本来想着大展宏图，结果赶上“九一八”事变，东北乱成了一锅粥。一开始他在本地干点行政文书的杂活，混口饭吃。 可日本人占了地盘，急缺懂中日双语的高级人才。夏文运一看这机会，主动就贴上去了。凭着东京帝大的学历，他立马就被日军相中了，穿上军装，当起了随军翻译。 他每天进出日军大营，帮着日本人翻译文件、下达命令，领着高薪，吃着日军配给的罐头大米，还娶了个日本媳妇，住进了日占区的小洋楼。 昔日的同学看见他都骂他认贼作父，他倒好，脸上一点愧色都没有，照样上班下班，日子过得比谁都舒坦。 大家伙儿都以为这人彻底废了，铁了心要当汉奸。直到1937年底，事情有了惊天的反转。 当时全面抗战已经打响了，李宗仁坐镇第五战区，正愁摸不清日军的底细。李宗仁就盯上了夏文运，觉得这人虽然在日军里混，但骨子里未必就是黑的。 李宗仁通过秘密渠道，甚至动用了跟自己私交不错的日军知华派参谋长和知鹰二的关系，把夏文运约了出来。 两人一见面，李宗仁没废话，直接问他：“我看你是个热血青年，祖国都成这样了，你甘心当汉奸吗？” 就这一句话，直接把夏文运的心理防线给击穿了。这个平日里嬉皮笑脸的“翻译官”，当场泪流满面，发誓要报效国家。 从那一刻起，夏文运就成了李宗仁安插在日军心脏里的一枚钢钉，开启了他的双面人生。 夏文运利用翻译官的身份，经常出入日军机要室，眼睛像雷达一样扫视作战地图和电报。 一旦有重要情报，他就死记硬背下来，回家写在小纸条上，藏在鞋底或者衣服夹层里，借口外出买东西，把情报塞到指定的联络点。 淮河战役的时候，日军想搞偷袭，就是他提前送出了消息，国军这边早就挖好了战壕等着，把鬼子打得灰头土脸。 时间来到1938年春天，徐州会战到了最要命的时候。 日军那是气势汹汹，分两路夹击。南边是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带着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像疯狗一样往上冲；北边是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动向一直是个谜。 李宗仁手里兵力有限，要是判断错了主攻方向，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候，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夏文运身上。 夏文运当时就在日军参谋部核心圈子里混，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日军高层的绝密部署：北边的板垣师团其实是在演戏，根本没打算真打，日军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南路。 他知道这消息太重要了，回家在纸条上写下了决定战局的八个大字：“日军南动而北不动”。 这情报一送到李宗仁手里，他认为既然北边没事，那就跟南边的鬼子拼了！李宗仁立马调兵遣将，让孙连仲死守台儿庄正面，让池峰城师在城里跟鬼子打巷战，让张自忠去侧翼包抄，最后让汤恩伯军团切断鬼子的后路。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直接把日军矶谷师团给包了饺子。 那一仗打得是真惨烈，也是真解气。日军濑谷、坂本两个支队被打得丢盔弃甲，两万多鬼子把命丢在了台儿庄，坦克大炮扔了一地。 这就是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也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消息传回日军大营，指挥官气得暴跳如雷，要查泄密者。 夏文运就在旁边站着，一脸无辜地帮着圆场，说是国军运气好蒙对了，硬是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了。 抗战胜利后，夏文运也没急着表功，继续隐姓埋名处理善后。那些被审判的日本战犯，直到上法庭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 1949年，夏文运跟着去了台湾。到了50年代初，有人翻旧账，说他当过汉奸，把他抓进了监狱。 这时候，已经在海外的李宗仁听说了，立马出面作证担保，大家这才知道，这个被骂了半辈子的“卖国贼”，竟然是抗战最大的功臣之一。 出狱后的夏文运，看透了世态炎凉。因为身份太敏感，他在台湾也待得不踏实，后来干脆移居到了日本东京。 他租了个小公寓，一个人买菜做饭，日子过得清贫又孤独。虽然身在日本，但他至死都不肯加入日本国籍，护照上永远签着“中国人”三个字。 1978年，这位传奇特工在东京病逝，享年73岁。按照他的遗愿，骨灰被送回了大连老家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