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胡适决定携全家离开大陆，但唯独有一人死活也不肯走，他就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在登上飞机前，胡适无奈地看着胡思杜，对儿子说了一番话，从此父子俩彻底决裂，这辈子再也没有见过面。 胡适一生留下的，不只有新文化运动与三十多个博士学位的光环，还有一个与小儿子胡思杜纠缠不清、最终以悲剧收场的故事。 他生在江苏松江的富裕商家，自幼受父亲启蒙，天资聪颖，少年求学外地，又赴美公费留学，拜杜威门下。回国后任教北大，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后来出任驻美大使、北大校长，在学界和政治场上都极具分量。 对三个孩子，他一向寄予厚望。大儿子成绩优异、远在美国，让他欣慰，早夭的女儿则成为终身遗憾。小儿子胡思杜名字里带着“思杜”，既是念师，又是期许，希望他日后能成才。 然而这个最小的儿子，从学业到性格都与他预想的模样相去甚远。赴美求学时，他并没有像兄长那样刻苦，反而因散漫被两所大学先后退学。 为了把儿子拉回正轨，胡适请学生为他家教，还曾把他接到身边照看，安排回国后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期盼他重新振作。 但胡思杜对外界评价渐渐变得淡漠，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父子之间，本就因长期分离积下隔阂，这种差距更让关系变得紧绷。 1948年前后，战局逆转，国民政府准备撤往台湾。蒋介石亲自发电报、派专机，力邀胡适同行。共产党一方同样希望这位学术巨擘留在新政权一边，胡适在两股力量之间踌躇不定，最终因对新政权心存疑虑，决定随国民党一方先离开大陆。 他原本计划携家同行，却在最后关头遭到胡思杜的拒绝。二十七岁的胡思杜未婚，既没有固定恋人，也谈不上稳定事业，却坚持要留在北京。 有人说这是因为父子感情不睦，也有人认为他要留下来照看家产与藏书，从他给母亲写信中多次提及家中事务与用度来看，这种说法并非全无根据。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对新社会抱有某种向往，想在这片土地上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登机前，父子争执激烈。胡适明知这一别可能是生死之别，仍努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儿子随行。胡思杜态度坚决，宁肯走不同的路。 胡适沉默良久，只能说尊重他的选择，同时提醒这条路充满未知，希望他保持清醒、守住信念。说完，他转身登机，胡思杜留在原地，目送飞机远去，两人的命运自此分道扬镳。 留在北京后，胡思杜一方面努力适应新的知识体系，走上讲台讲课，凭借聪慧和独特的授课方式获得师生好评；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胡适之子”这一身份随时带来的怀疑。 为了表明立场，他主动上交家中留下的财产与书籍，还在报上写文批判父亲，指责胡适是软弱知识分子，跟着反动派去了台湾，成了新中国的敌人。 如果把这些言辞放回当时语境，就不难看出其中强烈的自保意味。父亲已成“反面典型”，他若不公开划清界限，很可能被牵连。 然而即便如此，他仍难以真正摆脱出身的阴影。1957年，政治风向骤变，他被划为右派，遭受批斗与折磨，精神彻底被压垮，最终在三十六岁那年选择自杀。 据说他在留给表兄的信中提到，如果当年随父离开，也许不会走到如此境地。这句话里既有对现实的绝望，也有对命运的追问。 噩耗传到台湾，已步入晚年的胡适悲痛万分。他辗转托人打听小儿子的消息，从起初还有书信往来，到后来半年杳无音讯，再到不得不承认最不愿相信的事实。大儿子只能在父母墓旁为弟弟立下衣冠冢，聊作纪念。 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儿子”的故事，不如说是一个父亲、一个儿子和一个时代之间的三重碰撞。胡适有他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光辉，也有在家庭教育与命运抉择上的无力；胡思杜一面在新社会中努力寻找自我，一面又无力摆脱家世烙印，最终被时代洪流吞没。 当年机场的那场分别，也许谁都没有错，只是他们站在不同的岸上，各自为自己相信的未来下注。而在历史翻页之后留下的痛，却实实在在地落在这一对父子身上，成为胡适一生无法愈合的伤口，也成为后人回望那段岁月时难以绕开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