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继续给日本上强度，开始追索日方掠夺中国文物，必须让日本在国际社会抬不起头来！ 中国追索日本掠夺文物的行动正在持续升级。《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的重磅发布，用368份翔实史料彻底锁死了日军劫掠这一国宝的真相。这份文献的问世，不仅是对历史的清晰还原，更是向世界宣告中国追索流失文物的坚定决心。 这方重达9.5吨的驼形刻石，绝非寻常的古董摆件。它是镌刻在石头上的中国边疆主权铁证。公元713年，唐玄宗派遣郎将崔忻出使东北，执行对靺鞨族首领大祚荣的册封使命。崔忻抵达后，正式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将其统领的辽东地区纳入唐朝版图，设立忽汗州进行管辖。这一举措与当今国家设立行政区的性质完全一致，清晰无误地证明了辽东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旧唐书》《册府元龟》等多部正史都详细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为刻石的主权意义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文献支撑。 公元714年，崔忻完成册封使命返程途中，特意在旅顺黄金山北麓凿下两口井。他又在井旁的巨石上刻下29个大字：“勑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短短29个字，字字重如泰山。它们不仅记录了册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更见证了唐朝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后世历代官员和学者都对这方刻石极为重视，明代嘉靖年间的查应兆、李钺，清代乾隆年间的额洛图、道光年间的耆英等都曾在碑石上题刻纪事。光绪年间，时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的刘含芳还专门修建了石亭保护这方国宝，这处碑亭后来被称为唐碑亭。 日军的铁蹄彻底打破了这方国宝的安宁。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顺势占领了旅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受日本海军部秘密指派，专程跑到黄金山考察这方刻石。内藤湖南一眼就看透了刻石的重大历史价值，他返回日本后立刻撺掇日本海军将其劫掠回国。事实上，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早有预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宫中顾问九鬼隆一就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明确要求军队有组织地掠夺中国文物。 日军的劫掠行动有条不紊地展开。日军三任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先后多次向日本国内运送所谓“战利品”。1908年4月，日本海军将唐鸿胪井碑及唐碑亭拆解装船，公然运往日本。日本编制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战利品寄赠书类》明确记载“唐碑亭，四十一年四月三十日送至宫中”，直接承认了将这方中国国宝作为“战利品”劫掠的事实。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向侍从武官长提交的移交报告，更是附上了1:20比例的“唐碑略图”，详细标注了碑石上历代题刻的位置，完整记录了这起掠夺的全过程。 唐鸿胪井碑的遭遇不是个例。据战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调查，仅1931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中国就有3607074件文物、1879箱文物被日军掠夺，741处古迹遭到破坏。日本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历代文物总量接近200万件。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文物珍品9万余件。这些文物中，既有王羲之《妹至帖》这样的书画瑰宝，也有天龙山唐代菩萨像这样的石刻珍品。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曾3次非法考察中国西域遗址，掠走敦煌遗书500余卷、吐鲁番文书7000余卷。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更是从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窃取石刻资料8000多件。 国际公约早已明确禁止战争中掠夺文物。中日两国都是1899年和1907年海牙和平会议相关公约的缔约国，这些公约明确要求各国保全历史性建筑物和艺术作品，禁止任何没收和故意损害行为。日本的掠夺行为，完全是对国际公约的公然践踏。 《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的发布，让日本的掠夺罪行再无抵赖空间。368份史料形成的完整证据链，将日军的劫掠过程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中国追索这方国宝，不仅是为了追回一件文物，更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历史尊严。我们必须让日本正视这段掠夺历史，必须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为自己的侵略行径付出代价。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民族的精神载体。每一件被掠夺的文物，都镌刻着中华民族的伤痛记忆。中国对流失文物的追索，从来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正义对邪恶的追问，是文明对野蛮的谴责。我们会持续用铁证说话，持续向日本施压。我们坚信，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方承载着中国边疆主权记忆的唐鸿胪井碑，终将在国人的期盼中回归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