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军用毒气攻下高安城，74军军长王耀武看着满地的国军尸体悲痛欲绝，这时上级命令王耀武撤退的时候，王耀武坚决不从，他誓死要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1941年暮春，江西高安城外的山野本该草木葱茏，却被战争的硝烟彻底笼罩。赣北会战正处于最关键的时刻，高安作为阻挡日军南下的咽喉，其得失关乎整个战局。 然而，为了以最小代价拿下这座久攻不下的坚城，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向守军阵地投放了毒气弹。黄绿色的毒雾在城头炸开，负责守城的国民革命军第74军51师防线瞬间被撕裂。 这支被称为“抗日铁军”的部队，官兵多是从淞沪会战的血肉磨坊中爬出来，又在南京保卫战中幸存的老兵。 他们不怕枪炮，却对这种无形的化学武器束手无策。毒气蔓延极快，许多战士来不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便倒在战壕中。有人蜷缩在泥水里，双手死死掐着喉咙；有人至死仍握着步枪，身躯僵硬地靠在射击孔旁。 当军长王耀武顶着余毒冲上阵地时，眼前是一片惨绝人寰的景象：六百多名官兵倒在阵地上，他们不是战死，而是被毒气夺去了生命。 就在这时，上峰的加急电报送到王耀武手中，命令简单而冷酷：鉴于伤亡惨重且城池已失，即刻撤退，保存实力。 这本是符合军事逻辑的决定，但王耀武却像被激怒的狮子。这位出身山东泰安、毕业于黄埔军校的硬汉将领，盯着电文，眼眶通红，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他猛地将电报纸揉碎，狠狠砸在焦土上，对着传令兵吼道：“弟兄们都埋在这儿了，我不能走！” 愤怒压倒了战术考量。他无法容忍袍泽兄弟就这样死在毒气之下，更无法接受把这笔血债带走。 高安，必须夺回来。这笔账，必须用血来还。 日军在战报中称这次为“最快速攻城战”——他们踩着中毒士兵的尸体，仅用三小时就占领了原本预计要守三天的阵地。 入城后，他们并未收手，城内百姓躲在地窖中，听着头顶的皮靴声和刺刀捅入身体的闷响，瑟瑟发抖。 当晚，王耀武做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组建一支六百人敢死队，夜袭高安。昏黄的马灯下，他将自己多年积攒的六百块现大洋全部倒在桌上，银元撞击桌面的声音在死寂的指挥部里格外刺耳。 他告诉集结的官兵：活着回来的，拿去庆功；回不来的，就当给家里的抚恤。然而，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拿。在这个生死关头，他们心中只有复仇的火焰。 挑选队员时，王耀武定下了近乎残酷的规矩：独生子不要，家中无兄弟的不要，年龄超过二十五岁的不要。 他只要那些家里还有兄弟能尽孝的年轻人。参谋不解，王耀武红着眼眶说：“这是送死的活儿，得给人家留个后。” 六百名热血青年迅速集结。 王耀武给每个人配发双份弹药和手榴弹。 临出发前，一个十九岁的小战士怯生生地举手：“长官，我能把藏着的干粮吃完再走吗？”那包炒米是他一直舍不得吃，想寄给母亲尝尝的。这句话让在场的硬汉们无不落泪。 午夜，敢死队如幽灵般摸过高安城的护城河。日军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防备松懈到了极点。敢死队员们兵分三路，用匕首和绳索解决了岗哨，悄无声息地渗入街巷。战斗在一个小院里突然爆发——一名日军军官推开门，迎面撞上中国士兵的刺刀。 这一刀，划破了夜的宁静。 整座高安城瞬间变成了绞肉机。 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断了就用砖头、木棍。 街道、屋顶、废墟里，到处都是扭打在一起的身影。一名负责爆破的营长腹部中弹，肠子流出，他用绑腿草草勒住伤口，坚持指挥士兵炸毁日军毒气弹库，最后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惨烈的厮杀持续了两个小时，直到东方发白。 当晨曦穿透硝烟，高安城头，那面残破的中国军队旗帜重新升起。 王耀武被人从血泊中搀扶起来时，浑身已被鲜血浸透，手中的驳壳枪被凝固的血粘在掌心，指挥刀的刀刃砍出了无数豁口。 这一仗，74军以命换命，歼灭日军超过千人，收复高安，并缴获大量弹药和未使用的毒气弹。连日军也在战报中承认，这是他们遇到的“最顽强抵抗”。 然而，胜利的代价沉重得令人窒息。 六百名出击的壮士，最终只有二十八人生还。那六百块没人领的银元，后来由王耀武派人翻山越岭，一户一户送到烈士家中。 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接过抚恤金时，她没有哭，只是颤巍巍地问：“我儿子杀了几个鬼子？” 这场本应执行撤退令的战役，最终成为抗战史上最震撼的绝地反击之一。 它用鲜血告诉世人：当侵略者践踏底线，当弟兄倒在卑劣手段之下，有些仗，必须打。 哪怕违抗军令，哪怕要用一代人的生命去填。 那二十八名幸存者，后来每年清明都会回到高安。 他们会在烈士墓前摆上一包炒米——那是当年那个十九岁小战士没来得及吃完的。因为他们知道，城墙下埋着的，不只是战友，更是一个民族永不折断的脊梁。 主要信源：（中国侨网——抗日名将王耀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