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士？策士的黄金时代是如何到来的？唐元和六年（811），四十岁的白居易离开了

什么是士？策士的黄金时代是如何到来的？唐元和六年（811），四十岁的白居易离开了官场，为其母陈氏丁忧。大文豪在丁忧期间并未躺平，而是为祖父白鍠、祖母薛氏迁了坟，并留下《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这篇重要散文。此文之所以重要，并非其文辞有多优美，毕竟这种有严格体例要求的墓志铭也实在写不出什么花样。其重要性在于，这是记述中国白姓源流的重要文献。白居易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直接上溯到黄帝或者尧舜，而是很谦逊地给白氏宗族找了一个不那么有名的始祖——春秋时期的白公胜。白公胜是谁？他的爷爷是楚平王。楚平王最有名的事迹发生在他死后——此公就是被伍子胥鞭尸的那位楚王。他之所以被鞭尸，也着实不冤。他霸占了自己的儿子太子建的未婚妻，又听信谗言打算废黜太子，太子建被迫出奔，太子之师伍奢被杀，而伍子胥正是伍奢的儿子。太子建虽然被霸占了未婚妻，但作为楚国王子，找媳妇并不算难题，仍生下了几个儿子，长子起名为“胜”。太子建辗转多地，最终郑国接纳了他，可他却吃里爬外打算勾结晋国攻打郑国，并且对治下之民非常暴虐。不久后，太子建被郑国人杀死，其子胜流落吴国。三四十年后，这位顶着楚平王嫡长孙名头却自幼流离失所的王孙靠自己的一双手，硬是拼出了“信而勇，不为不利”的名声。此时的楚国令尹子西正是太子建的弟弟，很是欣赏这个声名远播的侄子，将他从吴国召回，让他驻守吴楚边境的白邑，“白公胜”之称就自此得来。高贵的出身和任侠的作风让白公胜解锁了一项史诗级成就——他是史书中明确记载的第一位求死士和养死士的人。而且，白公并不是“阴养死士”，是光明正大地养，地球人都知道的那种。至于养死士为了干什么，他也毫不避讳，有一次他当面对着司马子期的儿子说：“胜以直闻，不告女，庸为直乎？将以杀尔父。”（《左传·哀公十六年》）嚣张到这种程度，可楚国的当权者完全不相信白公胜会做出些什么。令尹子西甚至轻蔑地说：“白公胜不过是我羽翼之下护佑的一颗卵！”（“胜如卵，余翼而长之。”）就是这颗卵，掀起了在楚国八百年历史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一次大风波。若不是半路杀出个沈诸梁力挽狂澜，带领国人反攻白公，白公胜很可能会登上楚王之位。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绝不是庸才，他们是在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之役中成长起来的柱石之臣。在这场几乎导致楚国灭亡的大战中，年轻的子西与子期堪称挽狂澜于既倒的孤忠之臣，此后又带领楚国从亡国边缘走向复兴。那么问题来了，今人都能看出问题，他们为什么视而不见？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在被杀的那一刻，不知道头脑中有没有闪现出这句话：“大人，时代变了！”在宗法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令尹与司马绝对不会相信白公能造反成功，因为白公胜已经脱离楚国公族几十年，在没有宗族依靠、国人支持、世家拥护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夺取政权？这条经验在过去数百年的历史中都是有效的，所以即使是白公整日里把“杀进朝堂、夺了鸟位”这类话挂在嘴边，府里还养着一堆死士，人们也只会觉得这人个性不好，说话难听。很可惜的是，他们恰恰处在历史转折的节点上。一个策士“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时代悄然到来了。而在某种程度上，白公之乱正是新时代的第一声炮响。 宗法时代的“士”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士”字，因此无法确定“士”这一群体在商代是否出现。但周初金文中已多次出现“士”字，比如山西曲沃县曲村镇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叔夨方鼎》。一般认为，《叔夨方鼎》铭文记载了周王赏赐晋国始封君唐叔虞之事，所谓“叔夨”其实就是“叔虞”。周王在成周举行大型祭祀后，赏赐“厥士”，而唐叔虞正是这些“士”中的一位。“士”的字形状似斧钺，与“王”字十分接近，只是“王”比“士”多了一横。而关于“王”字的构形，董仲舒有一番颇具哲理的解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不过这番话在文字学上完全是无稽之谈，当下的古文字研究者一致认为“王”字最初正是斧钺之形，而中国上古时期一直有以斧钺象征君权的传统。既然“王”与“士”的字形都来自斧钺，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两种身份之间有相当紧密的联系。《尚书·尧典》记载，舜曾册命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汉代大儒马融注曰：“士，狱官之长。”在古史传说中，皋陶是“士”的老祖宗，也是司法监察系统的祖师爷，这也能与“士”字的形体对应上。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以斧钺之形指代刑狱之官，十分合理。这大概是“士”最原初的含义。以斧钺捍卫王朝法度的“士”，正是斧钺所代表的王权的藩屏与护卫。传统观点认为，在周代社会中，士是低级贵族。这一观点有很多证据，譬如《礼记·王制》记载：“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孟子》也有近似的话，北宫锜询问“周室班爵禄”时，孟子给出的回答是：“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礼记》中的“五等”和《孟子》中的“六等”其实是一回事，区别在于是否将“君”算在内。照此说法，士的身份在卿、大夫之下。而据《左传·桓公二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和《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的记载，更可说明“士”是周代贵族的最底层，是贵族与庶民的分界线。不过，从上面所举《叔夨方鼎》的例子看，“士”其实并不仅指大夫之下的低级贵族，而是对君王以下所有贵族的统称。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和晋国的始封君，是周代政治体系中地位极高的贵族，仍然在“士”的行列。后世之所以将“士”作为低级贵族之称，大概是等级社会中的现实需求，毕竟人们都希望以特定的、明确的、更尊贵的名号称呼自己。若已达到卿或大夫的层级，虽然理论上还属于“士”，但在尘世中摸爬滚打之人总知道怎么称呼更加利人利己，刚直如孟老夫子亦通晓此理。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士”无疑是贵族社会的基石。对于上位贵族而言，“士”是他们行使权力、维系统治的触手。贵族社会中不缺“士”，能以嫡长子身份继承宗主之位的人是极少数，其他的血亲最终会成为构成贵族社会基底的“士”。而这种血缘联系和严密的宗法礼制让这种社会结构相当稳定。这一时期，“死士”是非常罕见的，也是不被人称许的。上位贵族属下的士，其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家族延续，而非为主君效死。齐国的申蒯是齐后庄公的近臣，当齐后庄公被崔杼杀死后，申蒯准备为君主而死，他特意嘱咐其家宰带着家族避祸，但这个家宰完全不合格，居然“与之皆死”，申蒯家族也自此消失。这位在史书中没留下名字的家宰，并不是舍生取义的正面典型，而是因个人意气导致一个家族覆亡的失败之士。那个时代的“士”，更多的是忠于贵族社会体系，而非某一位君王、主子。孔子曾说过：“守道不如守官”（《左传·昭公二十年》），这句话似乎刻意被后世忽略了，大概是觉得这种话听上去太不符合儒家的主流价值观。但若结合孔子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就很容易理解了。孔子所说的“道”是忠君之道，这固然重要，但与家族世世代代担任的职官相比，还是职官重要。在宗族社会中，个人对个人的忠诚只是小道，家族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才是最为重要的。士人这个庞大群体，嵌铸于宗族社会之内，是贵族政治最牢固的基石。这种金字塔式的贵族社会，具有稳定性，也有流动性，很有生命力。即使经历了两周之际的剧变与动荡，仍然稳固地维持运行，比西周王朝的生命还长了两三百年，直到真正的时代变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