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作为副总参谋长的杨勇出访南斯拉夫，却遇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铁托认为他级别低，竟拒绝接见他。 1975年邓小平复出担任总参谋长，但兼任多项职务，许多事务难以处理。1977年杨勇升任副总参谋长后，实际主持总参工作，外事活动大多由他负责。1978年6月，杨勇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包括多名军方人员，乘坐飞机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南斯拉夫方面安排欢迎仪式，杨勇走下舷梯，向迎接人员挥手致意，保持平静表情。与随行人员一同乘车前往市内酒店，沿途观察街景，车队在市区行驶时，透过车窗注视建筑。入住酒店后，在房间整理文件，等待日程安排。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前来汇报，铁托总统不会亲自接见，双手放在桌上，询问具体原因，使馆人员解释南斯拉夫认为杨勇副总参谋长身份级别不足以由铁托出面。点头表示理解，说按对方规矩办理。代表团其他成员在酒店大厅聚集，走过去与他们交谈，拍拍一人肩膀，提醒继续做好工作。 接待工作由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斯塔查·波托查尔上将负责。会见当天，杨勇身穿军装，佩戴勋章，走进会议室。波托查尔上将站在门口，上前握手，目光直视对方，说很高兴见面。两人落座，从公文包取出资料，摊开放在桌上，逐一展开军事交流话题。倾身向前，听取波托查尔上将发言，时不时用笔记录要点，避免提及铁托拒见。会谈中，手指轻点桌面，强调合作领域，波托查尔上将回应，点头同意，双方交换意见顺利。访问期间，参观南斯拉夫军事设施，在操场上观看士兵训练，停下脚步，双手背在身后，观察士兵列队行进，与随行人员低声交流看法。代表团出席宴会，举杯敬酒，保持友好姿态，整个过程未表现出异样。访问结束时，与波托查尔上将握手道别，说交流有收获，希望今后加强联系。波托查尔上将点头，转身上车离开。 同年9月，波托查尔上将回访中国，邓小平接见他。会谈中，邓小平询问上次访问情况，杨勇坐在一旁，双手交叠。波托查尔上将解释，铁托认为杨勇是副职，所以安排相应级别接待。邓小平说明，杨勇虽是副总参谋长，但实际负责总参事务，如同总长。波托查尔上将承认接待规格有欠缺，未插话，保持安静。这件事暴露杨勇名义职位带来的不便，尽管他在外事中享有声誉。邓小平意识到总参谋长人选需尽快解决，杨勇适合转正。这尴尬源于职位名义，杨勇实际管理总参事务，却因副职身份在外事中受限。军内多人知晓，杨勇在外享有声誉，但这次出访显露问题。邓小平反应显示，杨勇工作得到认可。 邓小平有更多职责，需要脱离总参谋长职位。总参谋长人选成为问题，邓小平提议杨勇转正。1979年11月，军委领导与张震谈话，提到邓小平征求老同志意见，认为杨勇作战能力强，作风好，拟让他接任总长。张震调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协助杨勇。但1980年总参开展“三查三整”运动，反对贪污浪费。1980年1月，杨勇主持总参工作，为欢送调离的李达、张才千，欢迎张震，在京西宾馆安排饭局，花400元。在宾馆大厅迎接客人，逐一握手，带领大家入座。饭局中，举杯敬酒，讨论工作事宜。有人向中纪委反映此事。黄克诚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指示查清，谁出主意谁负责。向黄克诚说明情况，在办公室接电话，听取指示后，放下听筒，承认是自己决定，从工资中支付400元，并写检讨。张震回忆，有人想共同承担，黄克诚不同意，说对老部下更要严格。将检讨书递交，双手交到工作人员手中。这事影响了杨勇接任呼声。军委重新考虑人选。邓小平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商量，四人决定由杨得志担任总参谋长。杨得志是杨勇老上级，两人合作多次。 杨得志上任后，杨勇继续在副总长位置协助全盘工作，与副总长王尚荣、伍修权主管作战事务。军内“三杨”——杨得志、杨勇、杨成武，都在总参任职，杨得志后来居上。杨勇虽未升任总长，但仍在军中发挥作用。他重视部队全面建设，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组织拟订军队建设三年规划。1982年，杨勇身体状况渐差，仍坚持工作，经常在办公室审阅文件，批注意见。1983年1月，杨勇在北京住院，医生检查后，躺在病床上，听取报告，询问部队情况。尽管身体虚弱，仍关心一线，询问哪支部队电机修缮事宜，为军队发展献计。与医护人员交谈，双手握住床沿，表达对部队的牵挂。1月6日，杨勇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治丧会议上，杨尚昆宣布两个安排，一是遗体告别仪式规格，二是家属安置事宜。杨勇一生从基层到高层，经历丰富，在军史上留下痕迹。他做事认真，团结同志，在部队中口碑好。从红军时代开始，参与各种战役，积累经验对后期工作有帮助。在副总长位置，主持总参具体事务，实际管事。
